StartOut首席執行官基恩·福爾克(Gene Falk)說，早在上世紀80年代，企業圈子裡就存在一條“不問，不說”的不成文規矩。StartOut是一家幫助同性戀創業者的組織。福爾克坦言，如果自己有老婆和孩子，職業生涯肯定會“容易得多”。

　　也許，他應該加入一家科技公司。

　　多年來，科技公司在同性戀權利運動中扮演了一種重要的先鋒角色。在上世紀80年代，科技行業的公司就開始製定同性戀員工的福利，並建立了多元化的工作團隊。在當時，這些舉措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得到廣泛的民意支持。即便如今，像谷歌(Google)和蘋果(Apple)這樣的領先科技公司，它們在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平等指數排行榜上仍然名列前茅。

　　科技行業開發出來的工具和應用已經成為社會變革的平台。例如，通過YouTube粗略搜索，就能得到數千個以出櫃和同性戀為主題的視頻。靠非傳統和新奇事件而繁榮的網絡世界，對剛剛露頭的圍繞同性戀權利的題材痴迷不已。

　　“隨著越來越多的同性戀者選擇出櫃，不認識一兩個同性戀者的人越來越少了。”StartOut的風險投資家和創業導師瑪麗·特雷克斯勒(Marie Trexler)說道。在她搬到舊金山為英特爾投資公司(Intel Capital，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後，特雷克斯勒在30幾歲時決定出櫃。“在舊金山，人們會感覺出櫃的風險更小，我的職業生涯也進一步發展。”現已48歲的特雷克斯勒如是說。

　　福爾克將科技行業在爭取同性戀權利方面的熱情歸結為自我利益觀念得到啟蒙以及相對年輕的勞動力——相比之下，其他行業比較看重經驗。前者幫助企業吸引來優秀的員工，後者則將創新性視角和產品帶到公司的產品線和文化當中。“它(同性戀權利)是一種情感問題，年輕人沒有年長的那種精神負擔。”福爾克說道。

　　但是，科技行業支持同性戀權利的最重要原因純粹在於經濟。粉紅美元(pink dollar，同性戀經濟——譯註)的力量不容小覷已然眾所周知。然而，在科技經濟當中，粉紅美元的影響更大，因為同性戀者在科技經濟中是重要的消費者和創造者。科技巨頭對同性戀權利的支持為自己在同性戀群體中贏得了巨大的商譽，其產品也得到了免費的推廣。

　　像Grindr這樣專門針對同性戀社區的約會應用已經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融資。彼得·泰爾(Peter Thiel)和基斯·拉波伊斯(Keith Rabois)等著名風險投資家都是同性戀者；Ycombinator可以說是全球最強大的創業孵化器，其掌門人薩姆·奧特曼(Sam Altman)於2007年時與他當時的同性戀人共同創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科技行業的創業精神已經對其他行業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自2009年創立以來，StartOut所舉辦活動的出席率一直呈現兩位數百分比的增長，這些活動多多少少都跟科技行業有關係。

　　在接到來自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MI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的一通電話後，約什·西爾弗曼(Josh Silverman)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當時，這位設計專業人士才24歲。“我並沒有什麼商業計劃或明確目標。”西爾弗曼說道。但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電話成為了一個契機，讓他能夠發揮自己的創業才能。多年以來，科技行業已經成為西爾弗曼一個至關重要的合作夥伴，構成了其七成左右的客戶基礎。

　　最近，西爾弗曼搬到舊金山推出了Startnership，這是面向科技初創公司的一條龍設計服務。多年來，他的性取向在生意中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在我會見新客戶時，它並不是我的話頭。”今年42歲的西爾弗曼說道。

　　科技行業參與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收益正在遞減

　　驕傲週(Pride Week)是舊金山的一件盛事。

　　彩虹色裝點了這座城市，到處都是宣傳平等權利和強調多樣性的訊息。在驕傲遊行(Pride Parade)的前一天晚上，堪稱同性戀權利運動中心的卡斯特羅區外設下了路障，舊金山警局(SFPD)的警察要對狂歡者進行搜身，然後才會允許他們進入那條歷史上著名的街道。遊行隊伍中有一系列本地或跨國企業的參與，它們競相表達對同性戀社區的支持。而且，由於舊金山屬於泛矽谷生態系統的一部分，科技公司是驕傲遊行的突出組成部分。

　　有人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印象：矽谷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聖地。科技公司和創業公司一直在努力，希望獲得“具有包容性”的評價，但是現在可能已經到了極限。

　　“與過去相比，努力接納同性戀群體所帶來的收益正在不斷減少。”一位拒絕透露身份的29歲初創公司專業人士說道。據他稱，到目前為止，身份認同政策對科技公司來說一直很有效，但更進一步的包容不會帶來更多回報。“包容性的拐點在哪裡呢？”他問道。換句話說，職場的包容性會在什麼時候轉變為對特定人群的迎合呢？

　　這位曾在三家初創公司工作過的專業人士說，初創公司和科技公司主要機構的辦公室文化仍然是由異性戀規範的刻板印象所主導的。“出櫃沒問題，但開放就不一定了。”他告訴我。開放是指一種在Grindr和Tinder之類應用推動下形成的“勾搭”文化。在具有包容性的新型工作場所，談論“勾搭”跟飲水機邊的閒聊沒有什麼兩樣。

　　不過，據我的這位消息人士稱，這種特權僅限於異性戀專業人士。“只要我們的社會行為符合他們(異性戀)已經習慣的互動方式，他們就不會有什麼意見。”他說，並稱自己的異性戀同事無法接受“他們無法理清頭緒的”另類生活方式。“它(這種對話)讓他們生出厭惡情緒。”他說道，這是指他試圖談起自己在同性戀酒吧“勾搭”男伴的經歷。

　　榜樣的缺乏也是一個問題

　　“你至少可以在福布斯100名人榜上數出女性首席執行官的數量(這是企業圈子裡的另一個少數群體)，”福爾克說，“但對LGBT(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群體來說，根本無從計數。”當然，有人可以舉出蘋果首席執行官丁姆·庫克(Tim Cook)的例子。但是，庫克還沒有公開出櫃(不過，幫庫克說句話，他也沒有反駁過關於自己性取向的傳言或臆測)。

　　此外，在與科技相關的維權行動的界限方面還存在更加嚴重的問題。在美國29個州，根據員工的性取向解僱他們仍然是合法的。同性戀權利組織也被限制在自由派據點，比如舊金山和紐約市。

　　舉例來說，StartOut已經在5個城市設有辦事處，而其中4個辦事處的所在州給予了同性婚姻合法地位。據福爾克稱，StarOut採取自然發展模式——同性戀企業家匯聚起來，在他們各自的城市開辦分會組織。因此，StartOut這類組織的存在的前提是同性戀企業家需要達到一定數量，他們需要認識彼此，而且都公開了自己的性取向。

　　在奧斯汀、舊金山和紐約(StartOut在那裡擁有分會)這樣的自由派城市，這並不是一個問題。然而，在得克薩斯州的普萊諾或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城(在這些州基於性取向解僱員工仍然是合法的)，這就不那麼容易了。

　　可以肯定的是，與仍然被保守習俗所主導的其他行業相比，科技公司的辦公室文化要更好、更開放。

　　我採訪的那位初創公司專業人士把他的問題稱為包容性的“下一個階段”，“(同性戀權利運動)下一步與其說是改變政策，倒不如說是敞開心靈和開放思想”。

　　(作者：Rakesh Sharma 譯：何無魚校：俆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