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電影中的同志隱喻(圖)。（2014.04.26）
《冰雪奇緣》劇照
文化鬥士認定：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冰雪奇緣》是一部女同電影。艾莎隱藏她的冰雪魔法可以理解為在比喻隱藏她的性別取向，那首奧斯卡獲獎曲“隨它去”就像一首出櫃之歌，而且電影中的一個角色詢問艾莎的魔法是“與生俱來的還是被詛咒的”，這引起人們思考同性戀是否是一種選擇。一些自由主義者讚揚這部電影的潛台詞；一些保守主義者則批評它。
然而，對這部電影的同性戀解讀，最非凡的發現在於它們實際上很平凡。幾十年來，迪士尼公司通過企業手段和電影內容來實施所謂的“同志議程”(Gay Agenda)——也就是說，幫助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加包容的地方。
從最明顯的地方說起：作為企業，迪士尼對同性戀者一直持進步態度。自1991年起，迪士尼世界就已經舉辦了同志驕傲活動，而且自1995年起，該公司便開始給同性戀職員提供醫療保險，這個決定在當時並不普遍。
該公司包容氛圍最淒美的例子之一是作詞家霍華德·阿什曼的事蹟，他是公開的同性戀者並於1991年死於艾滋病。阿什曼不僅為《小美人魚》、《美女與野獸》和《阿拉丁》這些影片作曲，還密切參與到電影的製作中，包括挑選演員以及與動畫設計師開會討論劇情。在《美女與野獸》的片尾，迪士尼為了表示對他的感謝，寫下了這樣的弔唁詞：“致我們的朋友霍華德·阿什曼，是他賦予了小美人魚動聽的聲音，賦予了野獸靈魂，我們會永遠感謝他。”
但是，阿什曼的故事也例舉說明了迪士尼電影的本質是如何反映同性戀者的掙扎。阿什曼製作《美女與野獸》時正在遭受其疾病最痛苦(也是最後)的階段，而且作曲家艾倫·曼肯稱這部電影是阿什曼的“個人事蹟”。結果這部電影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寓言：他迴避社會，他的身體發生可怕的變形，他的生命像魔法玫瑰一樣凋零，這頭野獸是一副身患退化病的形象。貝兒的愛和最終被打破的詛咒是阿什曼沒有得到的神奇治療。
霍華德·阿什曼(1950-1991)
然而即使沒有阿什曼的參與，同性戀的孩子也能等同於迪士尼影片的主角，他們通常是社會的棄兒，因為一些天生的慾求(一般通過一首“我想”之歌來表達，歌曲會把某個特定角色想要實現任何夢想具體化)而與社會隔絕。愛麗兒(《小美人魚》)想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鎮民們認為貝兒(《美女與野獸》)是“一個有趣的女孩……與我們其他人不一樣”而寶嘉康蒂(《風中奇緣》)不希望像戰鼓一樣四平八穩。這給迪士尼影片的主角貼上了離奇、異常、古怪的標籤。
即使是經典的迪士尼電影也擁有這些原型。丹波(《小飛象》)起初被同伴嘲笑，在幻覺中看見一隻粉紅的大象並學會飛行後，他“走了出來”，扇動他那巨大的耳朵。由於匹諾曹(《木偶奇遇記》)不知道怎樣才是“一個真正的男孩”，他便顯示出異常的焦慮，並且認為通過吸煙、咒罵和淘氣表現出來的男子氣概會贏得他父親的愛。
此外還有一個事實，即迪士尼影片的主角往往拒絕傳統的結婚對象。愛麗兒違背父願，想嫁給一個人類；貝兒在全鎮人的面前拒絕了佳斯頓的求婚；茉莉公主拒絕嫁給蘇丹的追求者們；寶嘉康蒂拒絕嫁給一個部落的勇士；而花木蘭拒絕傳統的牽線搭橋。這樣一來，即使迪斯尼電影傳統的幸福結尾是異性婚姻，這個過程中總是包含了違背父母意願和社會期望的做法，並且踐行一種“愛誰就嫁給誰”的精神，而這正是同性戀權利特有的。
的確，許多迪斯尼的浪漫愛情故事是“不可能的願望”，正如性別研究理論家希瑟·拉弗所說，這個比喻對同性戀者的經歷十分重要。除非愛麗兒變成人類，不然就無法與埃里克在一起；除非野獸變成人類，不然就無法與貝兒在一起；除非阿拉丁變成王子，不然就無法與茉莉公主在一起；除非寶嘉康蒂離開她的人民，不然就無法與約翰·史密斯在一起。
《小美人魚》裡的烏蘇拉
朱迪思·巴特勒指出，性別在某種程度上是基於行為表現，這個事實體現在迪士尼經常通過反串和性別顛覆來描繪角色。該公司的動畫設計師舉例說，《小美人魚》里烏蘇拉(譯註：片中的海巫)形象的靈感來自於“聖女”的扮演者(譯註：他在片中男扮女裝)。正如“聖女”的角色出現在《粉紅色的火烈鳥》裡是因為“社會認為他們是變態，所以他們以此身份放縱自己”，烏蘇拉也被認為是變態，因為她在兒童動畫電影裡介紹性。她慫恿愛麗兒用身體引誘王子，而且她的魔法不僅給了這條美人魚雙腿，還有(據推測)性器官，當愛麗兒從海上出現時，她全身裸露而必須遮蓋。
在另一個性別混合的例子中，《阿拉丁》裡的精靈變換了許多角色，包括女性，甚至在電影的不同地方還穿著女性的服裝和內衣。事實上，阿拉丁與茉莉公主的浪漫史沒有他與精靈的友誼深厚，而且他讓精靈獲得自由的決定把電影推向了高潮。羅賓·威廉斯(譯註：精靈的配音演員)的角色甚至承認同性戀的潛在傾向：“我有點越來越喜歡你小子了……這不是說我想掀開窗簾或任何東西。”
另一個明顯的例子：花木蘭，這位主角把自己偽裝成一個男性士兵。當士兵後來打扮成妓女以便潛入宮中，電影完成了以行為表現性別的主題，實現了男扮女裝和女扮男裝。花木蘭的“我想”之歌也像一首寫給生錯性別的孩子的主題曲——“我的影子何時才能表現內心真實的自己？”——而且有意思的是，影片暗示了她的那位男性將領在她女扮男裝時愛上了她。
更微妙的是，迪士尼主角的成長方式往往會引發同性戀經歷。在《酷兒》(The Queer Child)中，凱瑟琳·邦德·斯托克頓認為，酷兒性(Queerness)不僅是關於同性戀，還關於孩子以非正常的方式成長為一個棄兒。首先，“畸形生長”——孩子的身體就表現出不同——迪士尼通過匹諾曹的鼻子、小飛象的耳朵和長發公主的頭髮描繪。其次，“延遲生長”，如《小飛俠》和《叢林之書》，彼得和毛格利分別想留在夢幻島和叢林，這樣他們就不會長大。同樣，《美女與野獸》裡被施了魔法的物品不能生長，直到咒語被打破他們才再次成為人類，還有卡西莫多(《巴黎圣母院》裡的鐘樓怪人——譯註)和長發公主一生都被鎖在高塔之中，排除在成人社會之外。第三，“以動物表現生長”，這是指寵物反映了他們同性戀主人的內心生活。當然，這在所有的迪士尼經典電影中長盛不衰，其中除了像《小鹿斑比》或《獅子王》這類明顯用動物擬人的影片外，還有很多動物夥伴，它們在以人類為主角的電影中反映主人的情感。蟋蟀吉姆尼代表匹諾曹的良知；愛麗兒的寵物魚反映她的喜怒哀樂；甚至反面角色也有代替他們的寵物，比如鸚鵡艾格模仿賈方的邪惡行為。
因此，迪士尼電影既傳統又顛覆，在讓全球多數異性戀觀眾觀賞積極健康的公主故事時，還無形中吸引了酷兒兒童。你不用宣揚你的酷兒理論或者相信“它在變好”的運動進而了解這些為何重要。通過給棄兒和怪人提供傳統的圓滿結局，迪士尼電影讓每個孩子都知道和別人不一樣沒什麼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