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 (右)與同性配偶肖恩·埃爾德里奇

　　蘋果電腦公司的創始人喬布斯(Steve Jobs)，出道前在美國舊金山作過一段嬉皮士。六七十年代，舊金山曾是反文化運動的大本營，也是後來矽谷高科技產業區的孵化器。由叛逆青年變為時代先鋒，由反對主流的堡壘走向引領時尚的前沿，這種人物和城市的身份轉化是否暗含著某種內在邏輯？

　　城市和人一樣，各具性格抱負。筆者去年訪問澳洲，只見布里斯班悠閒雅緻，平靜安逸，如小家碧玉般玲瓏可愛；悉尼則不修邊幅，落落大方，宜豪傑志士闖蕩江湖。人們談論起每座城市的特色，幾乎和他們評價每個人物的秉性一樣興味濃厚。媒體每年都會推出根據各項指標排列的城市排行榜。市政領袖們根據這些指標爭相提高自己城市的競爭力，就像武林高手為爭奪兵器譜上的排名而論劍華山。

　　不過，區域經濟學家們感興趣的並不是城市競爭指數的單項羅列，而是各項指數之間的內在聯繫。1998年，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教授弗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正在進行關於美國高科技產業分佈的研究。尚在該校撰寫博士論文的蓋茨(Gary Gates)則於忙於統計美國的同性戀人口。某日，經系主任介紹，兩人坐到一起聊天，弗羅里達拿出一份按高科技產業發達程度排名的美國城市榜單，蓋茨也拿出一份依同性戀人口密集程度排名的城市榜單。兩人驚奇地發現，兩份榜單中的城市高度重合！換句話說，高科技產業發達的地區，男女“ 同志 ”們相對也比較多。

　　為何高科技城市偏愛同性戀？在社會科學領域，相關係數達到0.3已經不算低了，而弗羅里達和蓋茨發現，以美國城市以研究單位，九十年代高科技發達程度與同性戀人口集中度的相關係數在0.4至0.6之間，這很難說這是巧合。是不是同性戀的智商高人一等，容易在科技產業中勝出？筆者尚未見到表明同性戀比異性戀聰明的實證研究，倒有不少證據指向同性戀者的文藝天賦(想想白先勇、關錦鵬和張國榮)。何況，在同性戀集中度最高的舊金山，同性人口占該市居民的比例尚不到一成，遠遠構不成矽谷科技人才的主流。

　　弗羅里達因此猜想，高科技與同性戀之間的聯繫並非因果關係，而是出於某一共同因素。他頗具洞見地指出，如果說有什麼能將這兩者都吸引到同一地區，那便是城市的寬容環境。看過《斷背山》的朋友都知道，一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爆發之前，同性戀在宗教氣氛濃厚的美國一直是頭等社會禁忌。性革命之後幾十年，環境雖然比以往寬鬆許多，由於右翼保守主義的回潮，與同性戀有關的議題又成為社會爭議的焦點。隨著意識形兩極化，美國各大城市也逐漸形成了或自由或保守的“性偏好”。在紐約的曼哈頓區，你會看到《慾望都市》(Sex and City)中的場景：一對男“ 同志 ”相互摟抱著招搖過市；在傳統的南方城市裡，同性戀者則很少敢於公開自己的性取向。如果一個成年人總是找不到性夥伴，或者找到了也只能擔驚受怕地過把癮，他/她在這種地方弊久了一定想搬家。美國又是內部遷移率極高的國家，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同性戀者自然有機會就會搬到那些樂意接受他們的城市。

　　那麼，矽谷英才們為什麼也喜歡寬容無拘的氣氛？眾所周知，這些人尖子能在龍虎之地混出名堂，必定有過人之長；眾所不知的是，這些人尖子大都有異於一般人。美國人戲稱矽谷的科技人才為“Nerds”，意指那些不喜社交，一味鑽研某種技藝的怪人。有些“Nerds”在學校裡連女朋友都找不到，掙到大錢才變成“鑽石王老五”。這種人或許能夠創造大筆財富，卻不是那種討人喜歡的好鄰居。也只有在矽谷這種地方，他們才能夠獲得別人的賞識和承認，與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奮鬥。這裡的人們既然都有些怪癖，大家彼此見怪不怪，也就習以為常了。而經過反文化運動洗禮的舊金山恰恰是美國最寬容的城市，喬布斯們和同性戀者聚集於此也就不足為怪了。

　　寬容吸引人才，人才創造科技，這就是弗羅里達在他的成名之作《創意階層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中提出的“三T理論”(talent, technology, tolerance)。此論一出就引起了北美區域經濟學界的關注和爭論。筆者今年五月在溫哥華參加關於太平洋區域經濟的一次國際會議，會上至少有十位學者大量引用了弗氏的創意階層理論。依弗氏的定義，創意階層是指工作中包含較多創造性成份的群體，比如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和娛樂業工作者。會計師、醫生和律師這類傳統的白領工作也包括在內，因為他們的工作也需要創造性地運用一套複雜的符號體系。

　　以往主流的區域經濟理論強調城市吸引企業的重要性。企業在某地投資會創造就業機會，尋找工作的人們跟著搬進來，地區才會蓬蓬勃勃發展起來。弗羅里達則強調“以人為本”。在“創意經濟”時代，城市需要致力於吸引和保留大量“創意階層”，這些人才點子頗多，他們自然會想方設法興辦企業，帶動就業和經濟增長。那麼如何才能吸引人才？弗氏認為，高工資和低物價水平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重要，因為創意階層更看重新鮮愜意的城市體驗。他們寧願為這種生活支付高額代價，也不願意搬到廉價而乏味的地區。因此，弗氏建議城市管理部門開發市內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以豐富城市的外在魅力；修築自行車道和小型球場，而非大型體育場館，因為創意階層更喜歡參與式的體育運動，而不是坐在看台上喊“加油”；他還建議興建咖啡館和小型劇院等文化設施，這助於生活在“半匿名”社區的創意階層積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弗羅里達提出創意階層理論之後，不少學者在歐美各地進行了數項實證研究，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當然也有不同觀點。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的格雷斯(Edward Glaeser)重新檢驗了弗氏的數據。他發現拋開舊金山和洛杉磯兩個顯得例外的偏值(outlier)，同性戀人口和高科技產業的相關性並不那麼顯著。而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的派克(Jamie Peck)則不客氣地批評道，弗氏的政策建議實質上代表了那些持有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科技新貴們，而不顧及城市中下階層的需要。根據筆者自己對美國技術移民分佈的研究，即使在發達國家，弗氏的理論也只適用於本土出生的創意人才。美國的高學歷移民對價格指標高度敏感，他們仍然傾向於搬到相對購買力更高一些的城市，為兒女打工攢錢。而衣食無憂的美國大學生們尚無經濟壓力，他們才有條件全憑自己的喜歡好選擇居住的城市。

　　爭議還在繼續，可以肯定的是，弗羅里達已經開創了一片區域經濟的全新研究領域，並且預示了新經濟活動範式的到來。人類從採集狩獵社會轉入農業社會之後，安土重遷的生活一過就是幾千年。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標誌的現代社會轉型將人類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推動了從鄉村到城市的大規模移民。而以“後工業”或“創意社會”為標誌的後現代社會轉型，可能再一次將人類從城市的定居狀態中解放出來，轉向遊走於都市之間的遷移生活。

　　萬物霜天競自由。在全球化時代，可供創意人才選擇居住的城市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社會地位的象徵物也不再僅僅是經濟收入和政治權力，有志青年完全可以在科學、文藝和娛樂等諸多領域一顯身手。這兩種趨勢為城市的多元化和特色化提供了更多可能。創意人才在城市之間的遷移也會逐漸從外在的經濟驅動過渡到內在的心理驅動。他們不再在意月薪多少，更看重才能的發揮和個性的張揚。

　　歐洲中世紀的諺語說：“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同性戀者和各種各樣的“怪異”人士來到城市，他們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也使城市的空氣更加自由。弗羅里達這樣解釋他為何選用同性戀人口密度作為衡量城市的寬容指數——“一座城市連同性戀都可以接受，還有什麼不能接受的？”一次，筆者與一位美國朋友聊起如何才能創建另一座矽谷。他半開玩笑地說：“嬉皮、同性戀和高科技(Hippie, Homosexual, High-Tech)，一個都不能少。”我們不妨將他的說法稱為“三H”理論吧。

　　(作者：田方萌，專欄作家，畢業於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師。目前正在進行人才流動和科技創新的交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