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月的治療費是9300元，伙食費是1050元。三個月一個療程，具體治療時間看情況。”

這是位於北京五環外的“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對“男孩角色錯位治療”的報價，跟我聯繫的客服表示，他們會用心理治療、軍訓、拓展、健身游泳和外出參觀等方式來矯正那些“有問題的男孩”。

事實上，性別認同和性取向一樣，本該是件“自己覺得好就是真的好”的事。而托去年12月22日央視新聞頻道的報導之“福”，這種對弱勢群體的歧視與傷害終於大白於天下。

據那條名為《拯救“男孩危機”角色錯位他說：做女孩挺好 》的新聞，被送去基地治療的男孩子年紀大概在12歲到20歲之間，理由千奇百怪，包括注重穿著、顯得柔弱、笑不露齒、翹蘭花指、說話聲音小、喜歡留長發等等。其中有個基地學員的“罪名”居然是保養皮膚、輕聲細語和摸母親的頭髮——基地的“專家”表示， 15歲的男孩不該跟母親有這種親密行為，這說明他太過依戀母親，沒有形成自己獨立人格，如果沒有及時矯正，就會發展成性別角色認同完全錯位。擔任基地主任的陶然則說：男性女性化是因為超我、自我、本我沒有做到應有的平衡。

因“女性化傾向”而被矯治的70多名倒霉男孩子裡，不少人很可能完全正常。而真正需要治療的，恰恰是親手把他們送去“治療”的家人、毫無常識又充滿偏見的新聞編導，以及知識陳舊卻敢於亂治的“專家”。

而新聞中所引述的“專家言論”，可以說沒一句是靠譜的。

首先，喜歡穿女裝的男孩未必是“性別錯位”。哪怕真的“性別錯位”了，“錯位”本身也不是心理疾病，倒是親友與周遭對此的反對、歧視等消極反應會引發心理疾病。如果一個性別焦慮症患者去求醫，他需要治療的也不是“錯位”，而是可能發生的焦慮、抑鬱等。

用什麼來定義一個人是男還是女？這個問題其實並不簡單。用性染色體？試試歸類XXY和XXYY。用性腺發育與生殖器官外形？可人群裡本來就存在雙性人。用激素水平？用大腦解剖學差異？雖有研究顯示男女不同，但目前沒一個科學家敢清楚劃出確定男女的分界線。最終大家只好承認，最重要的標準，是我們感覺自己是男是女。

安能辨我是雄雌

中文裡，“性別”這詞的含義其實是模棱兩可的，這也直接導致了很多混亂的討論。在英文裡，從染色體、性腺、生殖器官這些生物角度定義的生理性別，叫sex，雙性人就是Intersex。自己認同的心理性別、以及周遭賦予的社會性別，則叫gender。

我們一出生，父母醫生等人就替我們定下了性別，那個性別叫“出生性別（natal gender）”。雖然沒得挑揀，但大部分人長大後都能接受自己的出生性別，叫做Cisgender，勉強可以翻譯成“順性別者”。不能接受出生性別的這群就叫“跨性別者（Transgender）”。

跨性別者心理上抗拒自己的出生性別，但未必做變性手術。如果做了變性手術，生理上直接變成另一個性別，就叫“變性者（transsexual）”。還有一群心理上沒覺得自​​己生錯性別，單純只是覺得打扮成其他性別很開心的，叫“易裝者（Transvestite）”。很多偽娘只是易裝者而已。

很多人會搞混跨性別者和同性戀者，其實，性別認同和性取向是兩回事。性別認同是“你認為自己是什麼性別”，性取向是“你對什麼性別感性趣”。LGBT裡，LGB是小眾性取向，T是小眾性別認同。一個人如果出生性別是男性，但選擇成為女性，同時對男性感性趣，就是一名異性戀的跨性別者。

不管是跨性別者，還是變性者，或是易裝者，只要“沒人因此受到傷害，本人未曾罹患精神疾病”，那麼哪怕“性別非主流（gender-atypical）”，也是完全正常的。

當然，這樣的共識是近些年才形成的。

是“焦慮”，不是“障礙”

左撇子與同性戀都曾被認為是“毛病，得治”。跨性別也不例外。

1948年，美國有個“被困​​在男性身體裡的女孩”，她的幸運之處在於，擁有一個希望幫助而非“矯正”自己孩子的母親。正是這個母親帶著自己的孩子找到了著名性學家金賽（Alfred Kinsey），也​​引發了研究界對跨性別者的興趣。

1980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PA）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III）首次將“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正式列入疾病中，理由是雖有爭議，但倘若不列入，跨性別者就難以獲得與之相關的醫療保健服務。

2013年，這本匯集諸多研究成果的手冊出到了第五版。在DSM-V裡，當初的“性別認同障礙”早已變成了“性別焦慮症（gender dysphoria）”，診斷標準必須滿足“在出生性別與自己感受/表達的性別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並且“產生了臨床上明顯的煩惱，或明顯削弱了在社交、學校、職業等其他重要方面的功能”。如果沒有煩惱，沒有功能削弱，就什麼也不用治。

人是群體動物，不被群體接納就會感到焦慮。相比一般人，跨性別者出心理問題的風險確實高得多，但這主要源於周遭環境太不友善。童年時難以交到“同一心理性別”的小伙伴，會導致孤立和壓力。成年後，同樣無處不在的壓力也會增加失業風險和精神疾病風險。據統計，在LGBT裡，T——也就是跨性別者——處境最為惡劣，遭遇的暴力和騷擾水平最高，導致他們的自殺風險是一般人群的25倍。

《拯救“男孩危機”》那條新聞裡提到，一些學員情緒不夠穩定。其實，任何一個身處充滿敵意的環境、還被強制“性別矯治”的人情緒都很難穩定，包括那些專家在內。

跨性別：已知與未知

性別認同的形成非常複雜，絕非是“自己瞎想出來的”。早在1999年，荷蘭研究者就發現變性者與非變性者的大腦有解剖學結構差異。2011年，英國一個雙生子研究發現，性取向的遺傳度是25%，童年性別錯位的遺傳度是31%。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先天后天都會影響一個人的性別認同。但要問得更具體些，比如發育、內分泌、神經系統和爸爸去哪兒又分別有什麼影響？抱歉，研究數據太少，難以得出結論。

DSM-V最後給性別焦慮症列出的可能風險因素少得可憐——環境？有長兄的男孩似乎更可能性別焦慮。遺傳？只知道那些在46條正常染色體外多出一對XY染色體的Swyer 綜合徵患者，如果在胎兒階段暴露於高雄激素環境裡，出生後又被當成女性養育，那麼性別焦慮的風險會上升。

由於2到4歲是性別認知形成的重要階段，確實很多人猜想這段時間的家庭環境會改變未來的性別認知。2012年美國一個研究發現，兒童的性別錯位（Gender Nonconformity）可能源於與父母關係疏遠、遭受虐待以及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不過，研究者也指出，注意孩子的性別錯位問題，是因為那是“孩子可能處在糟糕環境裡”的指標，兒科醫生和社會遇到時要注意這樣的孩子是否正遭遇家人虐待，是否需要介入乾預。研究目的是為了保護孩子不受傷害，不是為了讓孩子“從錯變對”。

性別焦慮怎麼辦？

說了半天，如果小孩有性別焦慮問題，到底該怎麼辦呢？

如果注意觀察的話，早在兩歲時，部分小孩就會表現出性別焦慮症。如果強迫有性別焦慮症的小孩打扮成出生性別，他們可能會劇烈反抗，拒絕上學，也不跟小伙伴玩。到了青春期，第二性徵開始發育時，有些孩子會希望把這些性徵藏起來，有的男孩刮腿毛，有的女孩硬束胸。到了成年時，有些人甚至會厭惡自己的生殖器官，不願被伴侶看到或碰觸。

遺憾的是，目前對乾預手段的研究結果不多，​​用APA的話說，“缺乏足夠長時間的追踪研究”因此難以判斷。而家長目前最好的辦法，可能是先對小孩採取“觀察式等待”。據統計，男孩小時候如有性別焦慮症，持續到成年的機率大概在2.2-30%。女孩小時候如有性別焦慮症，持續到成年的機率大概是12-50%。可見，大部分性別焦慮症其實會隨著成長消失。只要傾聽他們曾經遭遇的​​委屈和無措，為他們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等成年之後，跨性別者通常能更好地讓自己和外界和平共處，比如易裝改名，結交同樣心理性別的朋友，於是更少抑鬱，也更少焦慮。

如果性別焦慮症一直難以緩解，可以先選擇激素療法，幫助抑制那些“不想要”的第二性徵，加強一些“想要”的第二性徵。據2011年美國在400個變性者身上的研究，那些接受激素療法的變性者，抑鬱、焦慮、壓力都更少，生活質量則更高。

如果激素療法還不足夠，接受完整專業的身心評估後，評估結論是變性手術會改善心理健康情況，那麼就應該鼓勵性別焦慮者進行變性手術。當然，手術前必須先處理好其他可能存在的心理疾病，確保手術意願真實可靠。再強調一次，“跨性別者”必須是清醒狀態下不適應自己先天性別的人，受其他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影響而“相信自己是另一性別”的不算，還有人因為審美或者健康原因接受閹割，也並非真正的跨性別者。

以上，就是目前APA對性別焦慮症的治療建議。

誰才需要治療和拯救？

據統計，出生時是男孩子的，性別焦慮症患病率在萬分之一左右。出生時是女孩子的，性別焦慮症患病率在五萬分之一左右。並非每個患者都會求醫，因此這個患病率肯定低於實際數目。風險乍看上去不高，但一乘上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就至少有上萬個感覺自己“生錯了身體”的人存在於我們四周。

而所有的治療——行為療法也好、談話療法也好、藥物也好——目的都是為了提升人的幸福水平，不是讓人去符合一個“正常之模板”。那些致力於讓別人痛苦地變“正常”的人，應該先治療自己的狹隘與無知。

2013年12月24日，英國政府“赦免”了計算機科學之父​​圖靈的“罪”。圖靈當年因同性戀傾向被強制化學閹割，職業生涯亦毀於一旦。如今回顧，大錯特錯的絕非圖靈的性傾向。同性戀不是罪惡，​​真正犯罪的，是當年滿是歧視與偏見的英國政府。

只要沒有傷害到他人，小眾的性取向就沒什麼不對，正如小眾的性別認同也沒什麼不對。

DSM第四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無論是行為偏離正常（例如，政治的、宗教的、或性的），還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衝突，都不能稱為精神障礙，除非這種偏離或衝突是個人功能不良的一種症狀。”

自2008年起，APA的立場就是變性、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應不受歧視。自2013年起，澳大利亞允許居民選擇成為男女之外的“X性別”，而德國也允許雙性新生兒的性別欄留空白。2014年，Facebook允許用戶從56種性別裡自由選擇如何定義自我。如今，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等一流大學提供的學生醫療保險裡還涵蓋了激素治療和變性手術的選擇。其他人能做的，是幫助他們以他們本來的面目融入社會，幫助他們調節心理與壓力引發的情緒反應。除此之外，他們很好，不需改變，更無需外力強行介入乾涉。

不知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究竟如何衡量模糊的“超我、自我和本我”？用何量表？如果存在一個量表，請問那個量表的信度效度有何憑證？如果不存在一個量表，無法衡量的東西憑什麼說失衡？又憑什麼說那是男性女性化的原因？再請問，那一次三萬的“療程”有何科學依據？“治療”前後你們的學員有哪些指標變化？憑什麼說之前“不正常”，現在才“正常”？

2010年12月10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紐約發表演說，原話如下：“作為有良知的男人和女人，我們在總體上反對歧視，特別是反對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當人們由於性取向而遭到襲擊、虐待或囚禁，我們必須挺身而出，而不是袖手旁觀、保持沉默。在涉及到暴力的情況下，就更應當這樣做。這些不僅僅是對於個人的攻擊，而是對我們所有人的攻擊”。

你有權選擇成為什麼性別，有權選擇愛上什麼性別。你的選擇或許是小眾，但那不是犯錯亦不是疾病。至於青少年發展基地所做的“矯治”，用物理學家泡利的話說，“不但不正確，甚至連錯誤都算不上”。愛迪生髮現6000多種材料不適合做燈絲，那是錯誤。而不顧如今心理學的進展，用早被拋棄的百年前的“弗洛伊德哲學理論”來“治療孩子”，那是非法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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