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還未在中國表態，但其實Google一直是支持同志的公司之一

　　同志出櫃，能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嗎？

　　不知道怎麼回事，黃楊發現在部門組織的聚餐中，話題一下轉到了自己的單身問題上。這不是同事們第一次提起這個話題了，之前好幾個人覺得他很靠譜，想給他介紹女朋友。而在這次的聚會上，黃楊領導還建議他趕緊要個孩子，要不然年紀大了就不好養了。

　　大家並沒有專注在這個問題上，聊了幾句就又換了話題。但他們的這番話讓黃楊很是尷尬。已經30歲的他確實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只不過，他需要的是男朋友。

　　下一次集體聚會時，黃楊趕緊找了一個朋友來冒充自己的女朋友。他不敢告訴自己的同事自己其實是一名“ 同志”。“除非是被發現了，或者平時能夠看得出來他不討厭Gay，不然我一般都不會說。”黃楊說，在採訪中，他再三囑咐：“千萬不能把我的真實身份寫出來。 ”

　　“出櫃”這個詞，對很多人來說都不陌生。一個同志 (LGBT，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的統稱)向周圍的人告知自己身份的動作，就被稱之為出櫃。但是我們走訪了NGO、聯合國在華機構、跨國企業、本土企業、私營企業等多個不同的機構，發現真正出櫃的人實際上少之又少。大部分人，都像黃楊一樣，一邊工作，一邊裝著“直人”(指擁有異性傾向的人群)。

　　黃楊所在的地方是一家國營企業，在這類企業中工作的人，一般價值觀都比較傳統。黃楊擔心如果自己一旦出櫃，或是不小心“被”出櫃的話，自己的前途會怎麼樣。“我不知道公司的同事會作何反應，但就我了解的情況來看，應該都不會有正面的。”他說，“出櫃不一定會導致我被開除，但是我知道一定會影響我的升職。因為我們是非常傳統的企業，領導知道你是Gay的話，肯定會把你踢出核心圈子的。”

　　對於這些隱秘在公司中的群體，企業應該怎麼做？在中國的絕大多數企業中，企業多元文化與同志權益仍舊是一片空白。出櫃的員工有可能遭到區別對待，而沒有出櫃的員工，則可能大多數人都會想方設法地努力隱瞞自己的身份。

　　很多跨國公司有反歧視政策，但是如果要說真正做到的話，估計沒有幾家公司能承認。“我們在入職培訓的時候會講一下不得歧視性傾向不同者，員工手冊上也會寫著這樣的條款，但是除了這個之外就什麼也沒有了。”李楠說，他是家樂福中國的一名職員，同時也是一名同志。因為他在現在的職位上只待了幾個月，所以他還在思考身邊是否有合適的人選能夠出櫃——即使他入職的時候才在朋友圈裡稱道了家樂福的這項規定。

　　但李楠並沒有為他的公司未有進一步的計劃而苦惱，他反而還為公司辯護：“如果真的要把這個政策推到賣場裡面的話，那其實很困難的。”不過他也並沒有在家樂福長待的計劃，他打算以這裡作為跳板，下一次跳去福利更好、環境更寬鬆的美國公司。他的最終目標，是打算在某一個時間點與自己的男友移民到一個對同志更包容的地方。

　　而某些公司正在強力推行LGBT文化——在高盛，如果公開發表歧視同志的言論，可能會遭到懲罰，甚至會有被開除的危險。高盛人力資本執行董事蔡家聰在接受《財經天下》周刊採訪時提到，團隊精神是高盛企業文化的基石，如果不能對LGBT員工表示足夠的尊重，不單會影響員工的個人表現，也會影響到整個團隊的表現，甚至波及到公司的企業文化。

　　在高盛，一些工位上放著一張小卡片，上面寫著大大的“Ally”，旁邊還畫著一道彩虹。在Ally的下面有一行小字，寫著“Lesbian, Gay ,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Network”。這張小卡片代表著公開接納同志，是高盛LGBT網絡的一個小措施。高盛在亞太區的LGBT網絡建立於2006年，並且在2011年成立了中國LGBT網絡。從大學實習生到正式入職的員工，高盛都會進行多元化的相關培訓。

　　除此之外，正式員工每年還要至少參加兩個小時有關多元化的培訓，其中就包括同志話題的探討，培訓分為兩個種類，一個是外部培訓，即由一些同誌群體中的知名或是專業人士來進行分享並接受員工的提問。例如2011年年初，高盛就邀請了舞蹈藝術家金星分享自己的變性、家庭以及生活經歷。除了 ​​邀請同誌群體之外，高盛還擁有“走出開放天地”(Out in the Open)等內部課程，教員工如何在工作場合處理與同志相關的敏感信息，以及如何讓自己身邊的同誌或是尚未出櫃的同志感到安全。

　　同志僱員以及其伴侶在同等條件下，還可以享受到平等的福利：包括商業醫療/人壽保險(放心保)、假期以及其他福利。如果同志家庭因為收養小孩需要假期，高盛也會同樣批准這個假期。

　　高盛LGBT網絡的北京協調人在接受《財經天下》周刊的採訪時提到了一個細節：高盛的健康保險的承保公司之前曾做過一次調換。在更換的過程中，高盛要向中國承保的保險公司確認保險福利可以延伸至僱員的同性伴侶。

　　這樣做的結果是，一些學生因為高盛在同志權益方面的努力，都在朝高盛投簡歷。一些海外的留學生，也因此在回國之後選擇高盛。現在困擾北京協調人的問題是，在投行快節奏與高強度的工作環境中，如何有效地讓更多人參與到同志權益的活動中來，並幫助擴大其影響力。

　　2012年6月13日，IBM全球服務執行中心官方微博發了一封視頻。視頻中是IBM大中華區財務及運營副總裁劉莉莉為公司“LGBT驕傲月”致辭的場景。在視頻中，她說：“拋開性取向和性別認同，他們都是真誠並且有才幹的人，和你我一樣。”除了這個視頻之外，IBM還推出同志普及系列短片。在這之前，IBM大中華區在2009年成立了LGBT員工聯盟組織。

　　雖然高盛、IBM還有若干家跨國企業在中國推行了這一文化，但許多在國際上支持同志的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態度還是趨於模糊。Google對同志一直是表明支持的態度，幾個月之前，Google中國台灣分公司還參與了中國台灣同志大遊行。但是當我們聯繫Google中國，打算就同志議題提出一些問題的時候，Google方面卻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訪。而另外一個對同誌群體持支持態度的美國品牌American Apparel，在中國也沒有相關的條款。

　　不過在聯合國LGBT人權官員徐文許看來，沒有反歧視/多元文化條款，並不代表企業就不會保護同志。在之前與許多企業的接觸中，一些企業主明確向他表示了對同志的認可。但是這些企業主也承認，他們還無法在公共場合中明確表態。在徐文許看來，當中國政府對同誌群體有了一個官方認可之後，會有更多企業選擇追隨政府，在多元化問題上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

　　“其實我們能看到推行多元化的，大多數是在中國的跨國公司，他們有很明確的政策、有很具體的措施。”愛白文化教育中心的江暉說，這家NPO專注在推進社會對LGBT人群的認知上。為什麼大公司要推行多元化？江暉說：“對於商業公司來講，很多年前他們所注重的是怎麼樣去賺錢。但是最近十幾年來，他們並不只是要賺錢，他們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所以你會發現他們會在國家政策出台之前，先制定更公平的政策。他們會以這種政策去影響國家，或是改變社會的風俗習慣。”

　　實際上，美國同性婚姻的通過，也有一部分努力是跨國公司所做的：蘋果公司、Facebook、強生、星巴克、Twitter等300家企業，都簽署了一份督促美國最高法院撤銷《婚姻保護法》禁止同性婚姻的部分。這是美國企業界有史以來在支持同性權利問題上最為強勢的表態，而這樣強勢的表態，也在某種程度上推進了同性婚姻的進程。

　　雖然前途看起來十分樂觀，但中國政府當下對於同志的態度卻還是讓許多人疑惑。因為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雖然已經成為了許多同志的“庇護所”——許多人來到這裡除了因為想逃避家里之外，還因為這裡開放的環境：眾多的同誌中心、電影節、聚會，甚至還有同志酒吧，但是北京同志地標——目的地酒吧，卻總是因為外國領導人訪華或是國家級會議而暫停營業。這使得大家都摸不清政府對同誌群體的態度。

　　而這種態度導致同志在職場受歧視後，不一定能夠得到安慰——在愛白之前所做的調查中，有人覺得自己在工作中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有人還遭到過侮辱、嘲笑甚至是暴力，還有性騷擾。由於同誌群體的特殊性，這一類型的案件勝訴率並不高：你很難證明你因為自己的同志身份而遭到了歧視，就算你成功證明了——不好意思，當下還沒有這樣的法律。

　　“LGBT在中國的權益還沒有得到足夠關注，所以還沒有進入到法律工作者和群眾的視線裡。”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負責人劉曉楠副教授說。劉曉楠曾經參與過《反就業歧視法》專家建議稿的起草，這個草案是根據中國政府批准的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於1958年編寫的《(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第111號公約)所撰寫，在公約中規定了政府應該有義務制定相關的職業反歧視法律。但是8年過去了，相關的法律依舊在起草中。

　　禍不單行的是，聯合國勞工組織在2011年的一份報告中稱，一項調查顯示，同性傾向與非同性傾向的僱員之間的薪金差別可能大到30%。

　　企業應該重視同志嗎？實際上，同誌群體一直被認為是組成創意階層的重要一部分。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區域經濟發展學教授理查德·佛羅里達就做過這樣一個調查：他以創意工作者在一個城市人口中所佔比例為指標，衡量一個地區或城市在創新和高科技產出方面的高低。結果他發現在創意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同誌群體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也很高。以舊金山為例，這個理論是適用的——舊金山擁有濃厚的同志文化，同時這裡也是矽谷的所在地。但佛羅里達認為這不是說同誌等於科技人才，而是同志文化能夠發出一個信號：這裡是否值得擁有著各種背景的創意階層來定居。

　　實際上，2013年是值得同志驕傲的一年：美國的同性婚姻被判生效；中國台灣也將同性婚姻納入議程；在這一年，冰島總理攜自己的同性伴侶訪華；同志狂歡節“上海驕傲週”已經舉辦到了第五屆，甚至連同志交友App也已經作為創業案例進入公眾視野……

　　但是對許多同志來說，這些還不夠。

　　“我平時也會看到一些同志運動的新聞，但是我總覺得那 ​​是新聞，我該怎麼做還是會怎麼做。我身邊的人對待同志的態度都很不明確，所以我很難確定說他們知道了會有什麼反應。”黃楊說。所以當他和現在的男朋友決定搬到一起住的時候，他們選擇了一個兩居室——一方面可以擁有更大的空間，另一方面，萬一哪天父母或是不熟的朋友上門的時候，他的男朋友還可以搬到另一個房間，假裝自己是和他一起合租的“室友”。

　　而他並不是擁有這種想法的獨一個，他的很多朋友都過著雙重生活：白天上班的時候假裝直人，當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大方地談自己的同性經歷。對他們來說，事情遠沒有我們所看到的那麼光明。根據愛白在去年5月對國內2000多名同志的調研，在工作場合中有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完全沒有出櫃，45.63%的人選擇向部分工作中的好友與同事公開，只有6.29%的人在工作場合中完全公開了自己的性傾向。根據江暉透露，除了傳媒、廣告、公關這一類同志本來就很多的行業之外，真正在工作場合出櫃的人恐怕寥寥無幾。

　　甚至連在高盛內部，就算LGBT網絡已經建立有一段時間了，現在在中國大陸還是沒有人公開出櫃。

　　在大城市中遠離了父母，但這並不代表同志在這些城市就能夠一帆風順了。雖說在當下這個越來越多人出櫃的環境中，同志能夠感覺到的善意越來越多，這並不代表歧視就停止了。“政策是一回事，這種政策的確有一些影響，但是你不能阻止人們的閒言碎語。”人權運動組織(Human Rights Campaign)工作場所項目副總監Deena Fidas說。江暉也認同這一觀點，他說：“依照現在的環境，他們公開了自己的身份之後，不知道會得到什麼樣的反饋，公司也很少會表現自己的善意。”

　　根據青島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張北川的估計，除去女同性戀與跨性別人群的話，在中國大約有2000萬男同性戀與雙性戀。如果按照世界公認的數據，即同志人口占總人口數量的4%至6%的話，中國大陸的同志人口至少有5000萬人。這大約是兩個中國台灣的人口總和，或是北京地鐵正常運營5天的客流總量。這個數量甚至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壯族人口的3倍。

　　而從經濟利益角度出發的話，如果中國政府承認並允許同志的存在，也許能夠為企業帶來高額的利潤，甚至還能創造一些新的產業。江暉說：“一個公司成長到了一定規模，能夠預見到十幾年、幾十年後的未來。關注同志對未來的潛在市場會有加分的作用，他們就會把這些東西考慮進去。” LGBT Capital是一家專門為同志人群提供理財顧問服務的機構，根據這家機構的分析，亞洲同誌群體數量超過了2億人，購買力達到了8000億美元。而從全球來看，這一人群數量超過了4億人，購買力則達到了3萬億美元。

　　對於未來，江暉還是有信心的。愛白創辦於1999年，他們幾乎每年都會舉辦同志講座等活動。江暉說，他們從十幾年前去高校開始進行教育的時候，學生們問得最多的問題是同志是什麼樣子。而現在，他們的問題已經千奇百怪，但是總是以“我身邊有個同志 ”打頭。當這群人完成學業進入企業的時候，也許同志這件事已經不算什麼事了。

　　而另一個值得欣慰的事實是，早在2009年，39健康網就針對同誌群體，對超過16萬人做了一份相關的調查。在被問到“在職場上，如果遇到同事是同性戀，你會(如何反應)？”時，有60.28%的人選擇了“不會特別在意，覺得工作與生活是兩回事”這一選項。政策只是提供了一種保護機製而已。對於大多數同志來說，在當下相信政策能夠保護自己，不如相信身邊的領導和 ​​同事並不介意自己的同志身份。而賭贏這個的概率，實際上相當地高。

　　(來源：財經天下／記者羅建川；應採訪對像要求，黃楊、李楠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