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1歲的美國大學生馬修•薛普（Matthew Shepard）因其同志身分遭到暴力攻擊身亡。15年後，其雙親茱蒂（Judy）與丹尼斯（Dennis Shepard）來訪台北，分享對性別平等與防治仇恨犯罪的理念，希望不再有人因其對自身認同而死亡或受傷。

初聞此事，內心相當難過，當時才剛移居美國開始我的女性主義法學博士計劃；幾周後在憲法課，閱讀1986年的「鮑爾斯對哈維克（Bowers v. Hardwick）案」更讓我感到驚嚇。美國最高法院肯認當時喬治亞州「肛交罪」合憲，該法懲罰成人間合意口交與肛交行為。即使此法理論上應可一體適用於異性與同性戀者，但多數意見直言「憲法並未賦予同性戀肛交之基本權利」。我望向坐在身旁的男同志好友：「書上說你是罪犯耶？」他相對平靜，他早知道，而我突然感到非常憤怒。 

非異性戀者列次等

無論是否喜歡或如何看待法律規範，法律確實具有統治的力量。藉由《憲法》、法律、司法判決、行政令函、新聞對於司法案件之報導等，法律傳遞訊息給身在社會、職場、學校、家庭中的人們。15年前兩次感到震撼，原因是男同志因其性傾向遭謀殺，而當時將特定性實踐類型入罪的法律竟合憲。換言之，一名年輕男性因為做自己而慘遭殺害，而法律在他生前也視其為罪犯（此判例於2003年羅倫斯對德州案始被推翻）。社會同時失去三條性命，兩個殺人犯（分別被判兩個無期徒刑）及一名受害者，究竟哪裡出錯了？
當法律將人們分類，給予差別對待，當法律無正當理由針對某些性行為予以刑事制裁，法律同時在釋放錯誤的訊息。檢視台灣各領域不難發現LGBT（女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族群未能同享異性戀公民所享基本權利與權益，無法選擇所愛之人，無法與之共組家庭，在大部分社會生活中無法以自己的定義、面貌與他人和世界互動。

台灣《刑法》中沒有明定肛交罪，但《刑法》體系透過訴訟過程或法律執行中更隱微地歧視LGBT。台灣《民法》並未明定婚姻僅限一男一女，但透過法律詮釋與行政實務，只有異性戀伴侶取得結婚資格。當然並非所有LGBT都會在生活中遇到警察，也並非所有LGBT都想結婚，先不提婚姻制度尚需改革。然而，當法律持續釋出訊息：某些人能夠且被鼓勵結婚而某些人無法，某些人在生活制度層面注定比別人更易遇到阻礙。法律的本身正傳達非異性戀者是次等的訊息。 

省視法律阻止悲劇

這表示我們之中有些人較不值得、有些人則完全不值得受到法律保護。這絕非部分宗教團體或立法委員所提公投可解決的問題，也不應訴諸公投。任何政治上之少數其人格發展的權利（包含性別自主決定）不應由多數人投票表決排除，試想如果多數台灣人要以公投禁止除佛道以外宗教，那該如何。無論對法律抱持何種態度，法律至少應宣稱其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就算不是真心擁抱這理想。
此時台灣正站在十字路口，我們得決定是否要成為一個法治國家，讓我們重新省視當下歧視多元性別族群的法律，阻止悲劇不斷發生，回歸法治、《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初衷，也許未來可創造更多更快樂的人生故事。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兼任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