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作者： Eryk Smith

　　上個禮拜在台北的一家酒吧，我進行了一場辯論。當時我只打算和老朋友敘敘舊喝一杯，沒想到竟遇到一個從美國來的商人，接著又討論到同性婚姻議題。那晚，直到凌晨三點半，我才回到家。

　　我來自一個大家庭，身為老大，我有九個弟弟妹妹，而其中一個是男同志。我記得他“出櫃”的那年，大概只有十四歲，當時他跟我說：“老哥，我有事要跟你說……我覺得自己八成是同志。”

　　“喔，那很好啊，”我說，“其實……你不用感到不確定，你根本完全就是同志。從你五歲開始我就一直這麼認為。”

　　我們都笑了。

　　然後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我弟弟的一些行為其實蠻符合刻版印像中的同志。當他還是孩子時就非常注重穿著，品味也非常挑剔。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六歲時，有人送他一套小版西裝與領帶，他臉上那種欣喜的模樣。小時候，他玩玩具車，但同時也非常喜愛變裝遊戲，有時候也玩洋娃娃。直到現在，他的穿著仍舊非常時髦，並且有著我不知道是不是裝出來的“ 同志聲調”。

　　我弟弟目前並沒有長期的男朋友，也從未表明對結婚有任何興趣。但不管是他，還是其他LGBTQ人們，如果想說“我願意”的話，我實在找不到理由說他們不可以這樣做。

　　“人的法律是人的法律，”這個以五十歲來說還算帥的美國商人在辯 ​​論中對我說，“但上帝的戒律就是上帝的戒律，而上帝的戒律總是優於一切。 ”身為同志權利的支持者和虔誠的無神論者，他的言論對我來說一點都不具說服力，即使酒過三巡並花了四小時辯論，我們的立場連一絲都未曾拉近。對於這點，我一點都不驚訝。

　　有許多原因讓我很慶幸自己生活在台灣。其中之一就是我不用再忍受任何人以他自己對某些宗教意涵的解釋，對你說什麼是有道德的，而什麼不是。我岳母是一位女道士，在南部主持一間自己的道場，雖然因為會造成空氣污染，我反對她每年焚燒大量紙錢。(我有次問她：“我們難道不能燒給鬼魂一張支票就好嗎？”答案當然是不行。)

　　但除此之外，我與她從未因宗教議題有所爭論。事實上，她給過唯一的宗教指令，是有一次她打電話給我太太，要我太太在指定的日子跟我行房，以便在接下來的一年能夠夫妻齊心。說實話，要遵照這種指令，對我來說倒是沒什麼困難。

　　台灣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很幸運，能生活在不用受他人評判的社會，能夠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宗教在這裡雖然非常蓬勃發展，但卻很少干涉日常生活問題。你不會聽到道教信徒宣稱佛教徒是異端，而大部分的佛教家庭也不會因為女兒嫁給基督徒而怒不可遏。

　　在美國可完全不是如此，甚至可能因為爭辯那些不計其數的宗教派別哪一個才是“正統”而搞得家庭分裂。

　　而且在台灣，你不會看到反對者針對同性戀者施用暴力。我不是說台灣對同性戀者完全沒有偏見或歧視，但我從未聽說有人因為是同志而被打或被殺死。

　　我弟弟的一位朋友就曾在美國被一個明顯反對同性戀的人毆打，我甚至懷疑他是針對任何也在壓抑類似情愫的人。

　　還有個不那麼暴力的例子：上個禮拜，肯薩斯州的一對夫妻在帳單背面寫了幾句話給服務生：

　　“感謝你的服務，非常的棒。但這麼說好了，憑良心講，我們無法給你小費，因為你同性戀的生活方式，違抗了上帝。同性戀不能分享上帝的財富，而你也不能分享我們的。擁抱上帝的愛怎樣都不嫌晚，但同性相奸的人不應享有祂的愛。願上帝憐憫你。”

　　我承認，在二十一世紀，指導他人的人生，實在很怪。

　　記得前陣子台灣報導過一則新聞：有一對夫妻，以前雙方都是男的，然後其中一方動了變性手術，所以他們就合法結了婚。但之後另一方也去動了手術，所以他們現在就變成生活在一起的女同志，並且必須爭取官方承認早就已批准生效的婚姻(編按：後來兩人申訴成功，“內政部”承認該婚姻合法)。我得說，這種故事真讓我頭昏眼花，這真的很不“正常”，整個就很“怪異”。

　　如果我粗略計算一下，非異性戀人數可能低於百分之五人口，比例確實非常小。但我看不出來，對於身為“怪異”或是眇小的少數，有什麼充足的理由能讓我們否決這兩人的人權，否決他們主張對方為其配偶，並要求政府正式承認這個關係的權利。

　　還好，台灣沒有太多宗教思想狹隘的笨蛋，但我們可以做得比“純粹的容忍”更多。台灣可以在東亞開創同性婚姻合法化先例​​，如此我們可以讓世界知道，台灣是“世界少數”幾個地方，不會因宗教引起爭端，也不否決任何“怪異”的人對愛與生命的權利。

　　至於那個帥氣的美國商人，幾天后傳了條訊息給我，問我是否想要再出來“見見面”——很怪，對吧？

　　作者簡介

　　Eryk Smith出生於阿姆斯特丹，是傳教士父母的兒子，童年隨父母在歐洲旅居，之後回到美國。80年代早期，Smith家遷居到亞洲，住過香港、澳門、日本、內地，最後定居台灣。

　　Eryk原本修讀神學，發現自己是無神論者後，決定不再問來世，而要當記者問時事。Eryk之前在台灣許多媒體任職過，包括《West East》雜誌和《中國郵報》，現在是台灣ICRT記者。

　　他很不幸地在1995年就選擇了“史瑞克”當作中文名字——早在同名綠色怪物動畫上映前六年。

　　Eryk目前與妻子Chloe Liu和兩女兒住在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