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記者／李威撰／台北報導】

對大多數民眾來說，也許一輩子都不會想到要去更改身分證件上的性別。但是更改證件性別的法令要求，卻成為許多跨性者揮之不去的困擾。改變證件性別的合理門檻為何？國家強迫要求進行變性手術才能更換證件性別的規定，又是否合理？

民間單位日前召開會議，針對國內證件性別更換制度進行討論。跨性別倡議站發起人、同時也是會議主辦人的陳薇真表示，目前開放性別變更的國家，主要採4種不同模式，其中以　阿根廷的「自由登記制」（2012年通過）最為理想，只要自認是男性或女性，即獲法律　　承認，完全只需透過行政程序。

至於絕大多數開放變更證件性別的國家，無論採行書面制、委員會制或醫療評估制，幾乎　都有醫療單位的參與，只是介入程度有所不同。在台灣，變更證件性別的前置作業，醫療　單位就被賦予相當大的權力。

想換性別 先問醫生

根據內政部2008年頒布的規定，要想改變證件性別，必須先前往精神科做精神鑑定，獲得　診斷證明以後，才能進行變性手術，然後再到戶政單位辦理性別變更登記。

在變性手術部分，政府認可的性別變更，除了有醫師鑑定之外，還必須進一步將男性或女性的性器官摘除才算數。女性性器官有乳房、子宮及卵巢，男性性器官則是陰莖跟睪丸。

僅管醫療單位被賦予如此重大的權力，但整體的變性醫療環境卻不盡完善及友好，其中　　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台灣的精神醫學界，缺乏統一的評估流程，導致過程充滿主觀的認定。

台北榮總精神部專科醫師衛漢庭指出，台灣醫療院所在跨性別的評估上，處於各自為政的　狀態，目前亟需的是一套共同遵循的評估方式。他以台北榮總為例，其實前3 次門診已經　做出確診，但真正完成確診手續，時間會拉長至1年左右。原因在於，北榮要進一步針對　求診者的社會適應、願意接受手術的程度及風險進行評估。

缺乏資源 社會風險高

沒有統一的規定外，衛漢庭與陳薇真都指出，台灣除了整體醫療資源匱乏，醫療資源也不均，導致求診者只能往北部跑。

另外，求診者的自主權遭漠視，即便求診者已經成年，醫師仍過度仰賴家長意見。在變性　問題上，家長與求診者經常處於針鋒相對的立場，導致求診者的自我評估及理解不被重視。

礙於種種醫療制度的阻礙，陳薇真指出，有些人會跳過診斷及諮商，以「先斬後奏」的　　方式，直接到「國外進修」（到國外進行手術），求診者因此要面臨更高的術後風險及社會風險。

求診者遇上的其他困難，還包括費用支出部分。健保是否給付門診及心理諮商費用，目前沒有統一規定。而在變性手術部分，健保目前明文規定不給付，但台灣的變性手術所費不貲，要價約25萬至40萬元。

衛漢庭提到，國際精神醫學界對跨性別有日益友善的跡象，這反映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的修訂上。這本出版60多年、極具影響力的手冊，在去年做出修訂，並於　今年5月發行第5版。衛漢庭表示，手冊原本將跨性別定義為「性別認同疾患」（gender identity disorder），但最新版本被改為「性別不安症」（gender dysphoria）。

衛漢庭表示，儘管仍未跳脫心理健康的框架，但用字遣詞的改變，算是友善的表現。

法令執著於生理性別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理事長許秀雯表示，隨著醫界朝去病化的方向前進，有助於去除社會污名及過度醫療控制的同時，國際法也日益重視跨性別者的權益，人性尊嚴的概念獲得彰顯，人格發展自由及性別自主權不可被輕易剝奪。

針對內政部的規定，要求變更證件性別，須以變性手術為前提。許秀雯認為，這是國家強迫要求人民去重傷害自己。

她表示，這項認定要件，也反映政府對性別的想像，仍相當執著於生理性別的面向，該規定應立刻予以檢討。

許秀雯指出，過去許多國家的法律都規定，性別變更的前提是進行手術，但後來陸續被國內及國際法庭給推翻。她表示，性別包含生理、心理及社會等不同面向，隨國際法將關注的重點擺在心理與社會層面時，就愈有可能朝自由登記或較少國家權力介入的方向前進。

許秀雯提醒，法律缺乏完整的性別轉換規定，深刻影響人民的權益。沒有法律保障是立法的怠惰，侵犯人民權利。她強調，立法有其重要性，一方面是立法的過程中，可引發社會的辯論及關注；另一方面是唯有通過立法，才能產生資源重分配的作用。

陳薇真認為，跨性別承受社會壓力的同時，現階段又必須先經評估、自費動手術才可辦理性別變更。當務之急是醫療評估體系要有合理的標準及友善的環境。同時，也朝僅以行政程序即可更換證件性別的方向來努力。

陳薇真表示，無論醫療改革或修法，如何設計出兼顧理性、人權及社會穩定的門檻機制，　尚需民間進一步討論。但她也提醒，必須同時監督政府，避免政府決策犧牲掉跨性別者的　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