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ot Lively在共同著作的書中指出，同性戀帶動了納粹主義；他在09年造訪烏干達，與政治人物會面、上電視，並分享了他的理論。不久之後，烏干達的議員便推出法案，強化對同性戀行為的懲罰。

在非洲，反同性戀宣傳使用反殖民主義的語彙，將同性戀權益、甚至是同性戀本身，描繪為西方強加的理念。而在同性戀大多已合法化的前蘇聯國家，重點則放在阻止其「推廣」。

第三條戰線則是加勒比海和中美洲。例如，貝里斯最出名的反同性戀牧師就是個美國人，而在強調將同性戀性行為入罪化違反憲法的同性戀權益運動人士，則遭受威脅和攻擊。

美國的基本教義派人士認為自己是在捍衛聖經的價值，而他們在國外推廣的政策，通常也比他們在國內推動的更為極端。他們在國內無法取得支持，但在國外卻能獲得尊敬，可以在議會發表演說，也能登電視節目。

他們將反歧視等自由化改革，視為全球性世俗化陰謀論的證據，而非洲、東歐、加勒比海國家都必須強化自身的抵禦能力。美國政府偶爾斥責其他國家的同性戀權益問題，只是更加強化此陰謀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