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妙津

　　1997年，台灣同志社區第一次投票評選十大夢中情人。男同志組的第一名是剛剛拍完《春光乍洩》的梁朝偉，女同志組的第一名卻不是明星，而是一位年輕作家。就在兩年前，這個叫做邱妙津的作家在巴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時年26歲。

　　一

　　生活的戲劇性並沒有隨著生命終結而停止。邱妙津去世後四個月，她的第一部小說《鱷魚手記》獲得了時報文學獎推薦獎。她的遺稿被命名為《蒙馬特遺書》出版。這兩部作者僅有的長篇作品，很快成為了台灣同志文學的經典之作。此後，只要事涉邱妙津，總會成為不小的文壇風波。

　　因為太年輕，邱妙津還未來得及發展出複雜的人生故事：出生於1969年的台灣南部，成績優異，一路讀最好的學校——北一女、台大，短暫的工作經歷之後，赴法國繼續讀書。如果說她的人生有何特別之處，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她是一名女同性戀，在一個社會縫隙剛剛裂開，整體氛圍還相當壓抑的時代，絕望地掙扎於對女人的慾望和愛情。

　　在《鱷魚手記》中，邱妙津描寫了這種絕望的掙扎。這本書有很強的自傳色彩，寫的是「我」在1987-1991年間的大學生活，剛剛入學，「我」就碰到了高中學姐水伶，「她女性美的魅力無限膨脹，擊出重拳將我擊到擂台下。」兩人一起上課、寫信、相對哭哭啼啼，就像一對情侶。水伶對「我」也有好感，但「我」卻感到懼怕，出於這種懼怕，「我」不斷地把自己封閉起來，逃避、拒絕，最後搬家逃離了水伶。

　　英國電視劇《小不列顛》中一個男同性戀的口頭禪是「我是這鎮上唯一的同性戀」。事實上，不管他走到哪裡，到處都是(男)同性戀。在同志文化已經相當發達的21世紀的英國，這是一種反諷，但是這句「我是這鎮上(世上)唯一的同性戀」，卻是很多人的真實經驗，秘密、孤獨、恐懼，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不容於全世界的規範，懷著滿腔情慾，卻有可能是個「變態」。這種恐懼、壓抑、甚至羞恥，是早期同性戀社區的共同記憶，也是很長時間以來同志文學的寫作主題。邱妙津對台灣女同性戀影響極大，在書中「我」被取外號「拉子」，後來「拉子」在台灣成為女同性戀的代稱，大陸的「拉拉」也是由此而來。

　　需要指出，這一影響很大程度上發生在「文藝拉子」中間，邱妙津本人的精英特質和她的作品風格都決定了這一點。《鱷魚手記》儘管情感濃稠，但是並不追求流暢的敘事，相反，邱妙津運用很多情節斷裂、內心獨白等現代敘事技巧，並穿插「鱷魚」的寓言。鱷魚平時獨居，外出時要穿上人裝，「被人看穿自己是鱷魚」，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鱷魚寓言豐富、詩化了邱妙津的書寫，使之突破了大學女生戀愛故事，增加了含混不定的闡釋空間。比較普遍的解釋是，鱷魚象徵了「同性戀」、尤其是T(中性化的女同性戀)，在男女兩分的異性戀社會，無法被歸入任何一類，就像鱷魚一樣古怪，必須要隱藏自己，披上人裝，躲開異樣眼光。鱷魚面對的，就是人類社會對同性戀、對異類的恐懼。

二

　　台灣同志文學開始得很早，1970年代，白先勇、郭良蕙、玄小佛就有同性戀題材的作品問世，朱天心發表於1977年的《擊壤歌》，寫及中學女生之間超越友誼的情意，也被歸入此類。但這樣的描寫畢竟為數甚少，也沒有獲得文壇的重視，當時的台灣還在政治高壓之下，文壇發生的大事是影響深遠的「鄉土文學論戰」。

　　而到了1990年代，台灣已經「解嚴」，開放黨禁，實現集會結社、言論自由，人們在不同領域集結起來衝撞體制，爭取權益，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環境運動、婦女運動……同志運動在1990年代起步，發展迅速，到2011年，台北同志大遊行有五萬人上街，被稱為「亞洲對同志最友善的城市」，誠品書店裡，以歌手張懸為封面拉拉雜誌《LEZS》放在最顯眼的位置，台北大街上到處可見中性的男女、成雙成對的拉拉，想到小說裡壓抑恐懼的年代，真是今夕何夕。

　　同志文學也儼然成為重要的文學潮流，作家、作品和研究者不斷湧現，學者紀大偉已經開始著手寫作《台灣同志文學史》，可見其潮流已盛且久。

　　就在《鱷魚手記》出版的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出版，這部以男同性戀為主人公的小說獲得了第一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獲得百萬(台幣)獎金，擊敗的對手裡包括平路的《行道天涯》——一部描寫宋慶齡的歷史小說。1995年，陳雪第一部小說集《惡女書》問世，書中女同性戀、女雙性戀情慾的刻畫，為作者塑造了「壞女兒」的形象，和當時「情慾解放」思潮結合，也是當時的經典之作。

　　《蒙馬特遺書》中，「我」這樣介紹自己：「我是個藝術家，我所真正要完成的是去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我所要做的就是去體驗生命的深度，瞭解人及生活，並且在我藝術的學習和創作裡表達出這些」。「我常想到中文的未來，想到自己要創造中文新的生命內涵，那內涵是龐大的精神語言，是像鋼鐵一般堅硬純粹一摞又一摞的布。那內在的高度唯有我才達得到，那語言的璀璨色澤就在我內心，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把布織出來，織出來覆在中國人的精神上面的……」

　　「我」仍然為愛情痛苦，「我從十五歲起就對女人產生愛情，十八歲起就慾望女人的身體」。「同性戀」這一身份(以及隨之而生的壓抑、挫折)已經不再構成這部書的主題，可是，失去、傷害、憤怒，充斥了書信，伴隨著精神上的黑暗和崩潰，書中數次提到死亡，在第十二封信中，「是的，這次我決定自殺，並非難以生之痛苦，並非我不喜歡活著，相反地，我熱愛活著，不是為了要死，而是為了要生……」

　　在第一人稱敘事的小說中，特別要警惕，不能把主人公和作者混為一談，從文學的意義上，「我」絕對不是邱妙津，但是《蒙馬特遺書》中紛雜、狂亂的獨白，卻很難讓人不和作者最後的選擇產生聯想。「我」不停地分析自己，「向內注視」，注視到的已經是抑鬱症症狀，而邱妙津的專業正是心理學。

　　同輩作家、好友、同樣為抑鬱症所苦的駱以軍在邱妙津自殺後，寫了《遣悲懷》，在小說中和逝者進行生死對話。在一次採訪中，駱以軍回憶和邱妙津的對話，邱妙津說，人生應該停在最純潔的時候。抑鬱症、自殺似乎是他們這一代台灣作家的命運。駱以軍說，這批小說家的第一本小說都極其相似，都是一個孤獨的密室，一個瘋狂的神經質的人，因此有評論家把他們總結為「內向世代」，「這些瘋狂的實驗、扭曲、旋轉，對於自身經驗的無限細分，對腦力、靈魂的高度使用，是一種常人難以想像的、極度折磨的寫作實踐。」

　　剝除了女同性戀的身份(假如可以剝除)，邱妙津是這樣一個勤奮、有野心的小說家，跳進自己內心的黑暗、在瘋狂邊緣打轉，並奮力誠實地表現這些黑暗和瘋狂。殘忍的是，這樣的才具，無論對作家的人生，還是作品，都難以為繼。誰若說寫作是療愈，那就是不瞭解這手術刀的鋒利。

　　三

　　有人怪罪邱妙津，台灣拉子之所以這麼憂鬱，都是邱妙津的影響。她的作品的確沉重，作品中呈現的也是令人畏懼的愛情，但這一影響無從驗證。憂鬱(以及與此類似的負面情緒)，是所有還不被廣泛接受的同性戀、所有異類的疤痕。只要必須活在秘密、否定、隱藏之中，詛咒就不會停止。

　　紀大偉這樣評價《鱷魚手記》：「書中」若無其事「地」隨手「描寫女男同志的性行為性器官、女同志的Z慰、男同志試圖跟女同志Z愛的場面，幾乎是台灣文學的創舉。主人翁喜怒哀樂起伏不定，有時候用歡喜詼諧的正面討好朋友們，有時候卻又用陰沉悲傷的身影背對眾人。主人翁正面和背影交錯的形象，與其讓讀者覺得她虛偽，還不如說她讓人覺得率真——她都把生命的不堪黑暗面掏出來給讀者看了，怎麼可能不真誠呢？」

　　隨著更多同志文學作品的問世，用紀大偉的話來說，同性戀已經是「老梗」，不可能一有人站出來說「我是同性戀」，就立刻迎來關注——無論那是喝彩還是辱罵，那樣的時代即使不是已經過去，也必將會過去。《斷背山》中牛仔的愛情儘管受挫，但是影片卻獲得全世界的成功，壓抑、痛苦的情緒主調也必定將會成為「老梗」，那麼，以題材命名的同志文學，意義到底是什麼？如果邱妙津活到今天，她的小說主題會是什麼？

　　同性戀挑戰人們原本對愛、性、性別的理解，是毫無疑問的。成為同性戀，就是成為一個「不合格」的人。在一般人看來順理成章的事情，全部出了問題。除非屈服於社會、文化、家庭安排好的路徑，像一個「正常」男人/女人一樣打扮、行動、結婚生子，否則必須一切重來，自己摸索，在黑暗中重新去認識、定義世界，去探索身份、愛情、性、親密關係。對於一個有勇氣並有幸活下來的人來說，這是詛咒，也是一件禮物，它意味著困難，很有可能死在半路，死於生命的脆弱，但也意味著更有意義的生活。屈服於秩序，是大部分人的生活，但那又有何意義可言？對於世界來說，它也是一個禮物，意味著衝撞僵硬、乏味的異性戀體制，逼迫人們修正對於世界的看法。我們總是需要這樣的異端。

　　毫無疑問，就像工農兵文藝一度上下殿堂，任何題材的興衰都有時代性，不天然神聖也不天然低劣。重要的是，作家有沒有足夠的能力捕捉超越表象的心靈世界，建立獨屬自己的風格。

　　2012年9月，當年的「壞女兒」陳雪，出版了《人妻日記》。出版之後十分暢銷，評價卻不盡相同，有人認為，這本書給了同志們一個明亮、溫暖的生活想像，經歷了那麼久的陰暗壓抑，這可是華文文學中從未有過的，也有人認為，如果同性戀也主流了，變成愛情勵志學，如果和男女的愛情、婚姻一樣，壞女兒變成良家婦女，那它的革命意義又何在呢？

　　在我看來，那是漫長的台灣同志文學進程中，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反叛者把世界拆毀了，用生命來實踐情慾解放，無論男女，去除性別的界限，也破壞愛情的定義，盡量去嘗試，這個過程異常傷痛，最後有一天，她們終於要開始建立自己的世界，重建愛的法則。那個世界看上去明亮、溫暖，它和以前的世界看似相同，其實大大的改變和豐富了。更重要的是，那證明了她們在這個真實的人生，在傷痛和脆弱中勉力地活著，活下去。

　　「我夢想過最好的生活是，我有一個我愛她她也愛我的女人，然後我的時間純粹用於寫作和閱讀。」邱妙津在日記裡這樣寫道，至少這一點已經有人做到了。(作者：郭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