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4 09:36:38喵喵
回憶，眷村，回憶眷村
＊吃過公發軍眷餅乾嗎？
有沒有人吃過軍方配發的餅乾？
不，我說的不是那種硬餅乾加牛肉乾加薑糖和橘汁粉的軍用口糧，而是真正配給軍眷吃的餅乾！
在物質生活不豐的年代裡，軍方會配發給軍眷米麵油鹽，洗米的時候一定要仔細挑，因為真的可以挑得出碎石。有一段時間，軍方還配餅乾，那餅乾大約比麻將牌大一點，口感有如營養口糧，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裡，算是無上的享受了。
至於麵粉，眷村裡多的是把麵粉變成各式麵食的高手，麵條饅頭豆沙包悉聽尊便，當年還有商人專門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收購麵粉票，大概他們有辦法換到更多麵粉吧，他們是用食品工廠作夾心餅乾剩下的碎片（包裝則是裝軍眷配鹽的塑膠袋），巧克力口味的，用今天的標準看，恐怕連狗食都不如，但當年我們可都吃的津津有味呢！
＊我支持過國片！
在六○年代，國片還興盛的時候，部隊經常到眷村裡放電影，晚飯過後，大家搬椅子扛板凳，前往村子裡唯一的廣場等待。
那個廣場大約就是個籃球場大小，兩邊各一個爛爛的籃框，旁邊則有一面大白牆，專門用來放電影用。放的電影大多是拳腳功夫片或武俠片，因為沒有政治正確的問題，也不會像三廳文藝片，可能會有傳播灰色思想的顧慮。既然是拳腳片，好不好看不重要，熱鬧就好。
在那個愛國至上的年代裡，當局還曾經要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們，出錢買票在上課時間去看「政策愛國片」，像是什麼「梅花」、「筧橋英烈傳」、「八百壯士」，一張票兩塊半，剛好是我半個星期的零用錢，你看看，我居然肯花零用錢支持國片，可偉大的！
不過，那時候的國片確實比較「多元」，手法當然很粗糙，內容也不高明，不過卻是當時台灣人最重要的娛樂之一，相較今天台灣片的近似「植物人」狀態，那些政策愛國片還是滿好看的！至少，在物質和精神都匱乏的年代裡，那時的國片比較能引起大家的共鳴。
這裡忍不住想講：花一兩百塊看電影，圖的就是躲進黑暗逃避現實，我幹嘛還要你告訴我在這個社會裡生存有多痛苦，有多少掙扎？難道我平常上下班，開電視看新聞看的還不夠嗎？我懷疑國片導演老是拍得獎的藝術電影，是因為他們根本就缺乏拍商業電影的能力。
＊眷村的麵食高手
當年不管是北方大漢還是小老廣，軍方都會配麵粉，由於配麵粉，除了拿去換餅乾外，如何把麵粉用掉自然是重要的功課。最簡單的是拌麵糊煎餅，用水拌麵粉和糖，再用平底鍋煎來吃，誰都會作。難度高一點的煎蔥油餅，說難其實也不難，關鍵在於油多蔥多，還有趕餅的技巧，多練習就成了。
被認為是外省人指標的饅頭，關鍵則在於發麵的火候，如果發得漂亮，保證不輸外面賣的（當年一個兩塊錢），小小年紀的我曾創下一次吃五個饅頭的紀錄，這紀錄至今還沒破。
會作饅頭就會作包子，肉包菜包不稀奇，豆沙包難度比較高，那是因為要先用快鍋把紅豆熬爛，再加上很多油炒成豆沙，這部份非常費工費時間，但是非常好吃。
和麵粉無關的還有很多呢！除了中秋節的月餅外，過年的年糕（甜年糕或紅豆年糕）、發糕，端午節的粽子（肉粽或豆沙粽），村子裡都有高手會作，也願意幫鄰居們作。還記得當年我住的村子裡，還有湖南老鄉會燻臘肉（用大汽油桶燒稻穀產生煙，然後把臘肉吊在裡面燻），就這樣，我們年年都能吃道地的湖南臘肉。
那樣的滋味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嘗過了。記得在台北念高中的候，在泉州街的一間違章建築裡，一位老兵端出了一碗帶著鄉愁的牛肉麵，吃下第一口麵，那種......鄉愁的感覺突然湧上心頭，為自己，也為那些半生飄零的老兵們。
＊逃難去囉！
還記不記得眷村的建築格式？牆壁雖然是磚造的，但是主要結構還是木製的，所有房子又都蓋成整齊的一長排，所以不燒則已，一燒就是一大排。
當年住在桃園虎頭山下的村子，說也奇怪，大概是有人在那裡放鞭炮還是怎麼，虎頭山每年都要燒一次。有一年火頭燒到離村子不到五百公尺的地方，可以明顯看到衝天的火舌，而且已經有零星的火星掉進村子裡，那天剛好又是除夕，剛吃完年夜飯就要搶著搬東西逃命。
可是要搬什麼呢？金飾現金？沒有，就算有也不需要用搬的。電視？這時候還搬得動嗎？最後搬了一台新買的SONY錄放音機，因為那是唯一值點銀子，卻又可以一搬就走的東西。
那場火後來所幸沒有燒到，但是過了大約半年，還是有一場火燒掉了村裡的一整排房子，火的威力確實是可怕的！
＊眷村裡的選舉
由於眷村的居民大部份是外省籍，很自然地眷村人的政治傾向，在早期是傾向國民黨的，而且這態勢非常明顯。在眷村不支持國民黨，不只是異類，簡直是找死。
記得是民國六十六年縣市長選舉的時候，國民黨在桃園縣提名歐憲瑜，在那個年代裡，「國民黨提名」就是「當選」的同義字，不料那年卻殺出一個程咬金，那就是許信良。
說來許信良也算是「自己人」，因為許信良拿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到英國念書，當時是國民黨籍的台灣省議員。脫黨參選時，他還發表「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黨員」的聲明。不過，只要不是黨提名，眷村絕對不理會他，當時在村子裡，處處可見的全是歐憲瑜的宣傳海報，只有在村子口還可以看到幾張零星的，綠色的許信良「民『拳』」宣傳單，宣傳車則根本不敢進來。
選舉結果揭曉，許信良當選，在國防部任職的父親緊急趕往國防部開會，為避免過於招搖，還不坐公家的吉普車，帶著一根防身木棍包計程車北上；參與會議的人個個面如死灰，彷彿世界末日降臨，但是也有人在會中提醒大家，總得面對「國民黨不再獨大」時代。
「中壢事件」的發生到底是什麼原因，當年有沒有作票，這算歷史公案，不好隨便亂說。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樣的過程看來有些可笑，今天的眷村對政治的意見雖然已經漸漸多元，可是基本上還是傾向支持泛藍的，原因無他，這樣的成長背景，讓出身眷村的人絕對不可能去支持喊過「中國豬滾回去」的政治人物！
至於許信良的政治信念到底是什麼，經過這二三十年的來來去去起起落落，老實說我也也糊塗了。
＊眷村裡的棒球賽
在那個三級棒球風行的年代裡，只要是中華隊出戰，全村上下人人夜不成眠，急切地等待比賽，一同為太平洋彼岸的小將們加油。當比賽結果出來的候，除了歡呼聲，還比然會加上一長串鞭炮，在那段外交處處受挫，彷彿走到哪兒都抬不起頭的苦悶日子裡，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美國的土地上飄揚，那感覺十分複雜，也是今天看不到的。
還記得有一年，因為中華少棒隊的全壘打實在打得太多，搞的美國裁判像韓國人一樣，在小地方動手腳，最狠的辦法就是指稱我們的選手打全壘打時沒踩壘包，因此全壘打不算，後來有一年索性封閉比賽，讓他們的小孩子自己打家門裡的「世界大賽」，看來這種心態古今中外都有，所以也別太責怪高麗棒子了。
看球自然打球。真正的硬式或軟式棒球買不起，只好打橡膠製的軟皮球，球棒當然沒有，拿根防身用的木棒也行；沒有手套（誰有呀！），就用報紙折一個；場地太小，三個壘變成兩個壘；個子太小，那就打滾地球。
在那樣克難的環境下，我們沒有變成紅葉隊，但照樣享受了打球的樂趣。如今，要看台灣或日本或美國職棒悉聽尊便，但卻少了份共鳴的悸動。
＊那一對賣菜的兄弟
雖然在隔壁眷村裡有個小小的傳統市場，但每天早晨還是會有一對兄弟，騎著三輪摩托車來村子裡賣菜。
這一對兄弟極為準時，總是在早上七點到七點十分間到村子裡，等於是為村子一整天的活動揭開序幕，久而久之，村裡的孩子都拿這對兄弟對時，當他們的三輪摩托車引擎聲響起，就是收拾書包，拿起便當，出門上學的時候，這樣剛好可以在七點半前到學校趕上早自習。
有一天，大家都還在睡夢中，引擎聲突然響起，全村亂成一團，哭喊叫罵聲不斷，每個人想到的都是家裡的鐘故障了，結果呢？那對兄弟跟大家道歉，表示因為臨時有事，當天不能賣菜，怕大家癡癡地等，所以先通知大家，沒想到大家的反應竟然如此「熱烈」！
＊那塊田地
每天上學總會經過一塊田地，那塊地面積不大，是村外一位當地自耕農的地，主要作物是稻米，一年兩獲。孩子們最喜歡的是稻作收割後，到下一期稻作插秧前的空檔，因為空曠的田地，是孩子們最好的遊戲場。
大家最常玩的遊戲，是拔起田裡水稻的殘根，然後拿來當手榴彈互相扔擲作樂，扔到農人到學校抗議，校長還鄭重其事地在朝會裡宣布，禁止大家再下田去玩。
不久後，那塊田變成了建地，蓋起了一排又一排的兩層樓集合住宅，完工的時候還辦了場熱熱鬧鬧的工地秀，我還記得工地秀主持人是「五燈獎」的主持人阮翎，我們還拿了幾個建商贈送的玻璃杯，在田裡奔跑的野趣至此消失。
三十年後，聽說連這批集合住宅也拆了，我長大的村子也拆了，剩下的，只有早已被東一條西一條的拓寬道路壓碎的童年回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政治正確」的問題，在台灣從沒有人好好地，認真地探討研究過眷村文化，就算有，也只提到一些非常膚淺的印象（例如幫派）。前一陣子公視播出連續劇「再見，忠貞二村」，雖然提到了一點皮毛，但是仍然不夠深入，仍然讓人有「隔靴搔癢」的感覺。身為外省第二代，我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那個曾經記載在身分證上的「籍貫」，對我來說只是個遙遠又陌生的地方，可是在這裡，我居然被部分人歸類為必須「滾回去」的「中國豬」。原鄉在哪裡？這應該是個很簡單的問題，怎麼會被弄得這麼複雜，實在讓我不解。
有沒有人吃過軍方配發的餅乾？
不，我說的不是那種硬餅乾加牛肉乾加薑糖和橘汁粉的軍用口糧，而是真正配給軍眷吃的餅乾！
在物質生活不豐的年代裡，軍方會配發給軍眷米麵油鹽，洗米的時候一定要仔細挑，因為真的可以挑得出碎石。有一段時間，軍方還配餅乾，那餅乾大約比麻將牌大一點，口感有如營養口糧，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裡，算是無上的享受了。
至於麵粉，眷村裡多的是把麵粉變成各式麵食的高手，麵條饅頭豆沙包悉聽尊便，當年還有商人專門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收購麵粉票，大概他們有辦法換到更多麵粉吧，他們是用食品工廠作夾心餅乾剩下的碎片（包裝則是裝軍眷配鹽的塑膠袋），巧克力口味的，用今天的標準看，恐怕連狗食都不如，但當年我們可都吃的津津有味呢！
＊我支持過國片！
在六○年代，國片還興盛的時候，部隊經常到眷村裡放電影，晚飯過後，大家搬椅子扛板凳，前往村子裡唯一的廣場等待。
那個廣場大約就是個籃球場大小，兩邊各一個爛爛的籃框，旁邊則有一面大白牆，專門用來放電影用。放的電影大多是拳腳功夫片或武俠片，因為沒有政治正確的問題，也不會像三廳文藝片，可能會有傳播灰色思想的顧慮。既然是拳腳片，好不好看不重要，熱鬧就好。
在那個愛國至上的年代裡，當局還曾經要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們，出錢買票在上課時間去看「政策愛國片」，像是什麼「梅花」、「筧橋英烈傳」、「八百壯士」，一張票兩塊半，剛好是我半個星期的零用錢，你看看，我居然肯花零用錢支持國片，可偉大的！
不過，那時候的國片確實比較「多元」，手法當然很粗糙，內容也不高明，不過卻是當時台灣人最重要的娛樂之一，相較今天台灣片的近似「植物人」狀態，那些政策愛國片還是滿好看的！至少，在物質和精神都匱乏的年代裡，那時的國片比較能引起大家的共鳴。
這裡忍不住想講：花一兩百塊看電影，圖的就是躲進黑暗逃避現實，我幹嘛還要你告訴我在這個社會裡生存有多痛苦，有多少掙扎？難道我平常上下班，開電視看新聞看的還不夠嗎？我懷疑國片導演老是拍得獎的藝術電影，是因為他們根本就缺乏拍商業電影的能力。
＊眷村的麵食高手
當年不管是北方大漢還是小老廣，軍方都會配麵粉，由於配麵粉，除了拿去換餅乾外，如何把麵粉用掉自然是重要的功課。最簡單的是拌麵糊煎餅，用水拌麵粉和糖，再用平底鍋煎來吃，誰都會作。難度高一點的煎蔥油餅，說難其實也不難，關鍵在於油多蔥多，還有趕餅的技巧，多練習就成了。
被認為是外省人指標的饅頭，關鍵則在於發麵的火候，如果發得漂亮，保證不輸外面賣的（當年一個兩塊錢），小小年紀的我曾創下一次吃五個饅頭的紀錄，這紀錄至今還沒破。
會作饅頭就會作包子，肉包菜包不稀奇，豆沙包難度比較高，那是因為要先用快鍋把紅豆熬爛，再加上很多油炒成豆沙，這部份非常費工費時間，但是非常好吃。
和麵粉無關的還有很多呢！除了中秋節的月餅外，過年的年糕（甜年糕或紅豆年糕）、發糕，端午節的粽子（肉粽或豆沙粽），村子裡都有高手會作，也願意幫鄰居們作。還記得當年我住的村子裡，還有湖南老鄉會燻臘肉（用大汽油桶燒稻穀產生煙，然後把臘肉吊在裡面燻），就這樣，我們年年都能吃道地的湖南臘肉。
那樣的滋味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嘗過了。記得在台北念高中的候，在泉州街的一間違章建築裡，一位老兵端出了一碗帶著鄉愁的牛肉麵，吃下第一口麵，那種......鄉愁的感覺突然湧上心頭，為自己，也為那些半生飄零的老兵們。
＊逃難去囉！
還記不記得眷村的建築格式？牆壁雖然是磚造的，但是主要結構還是木製的，所有房子又都蓋成整齊的一長排，所以不燒則已，一燒就是一大排。
當年住在桃園虎頭山下的村子，說也奇怪，大概是有人在那裡放鞭炮還是怎麼，虎頭山每年都要燒一次。有一年火頭燒到離村子不到五百公尺的地方，可以明顯看到衝天的火舌，而且已經有零星的火星掉進村子裡，那天剛好又是除夕，剛吃完年夜飯就要搶著搬東西逃命。
可是要搬什麼呢？金飾現金？沒有，就算有也不需要用搬的。電視？這時候還搬得動嗎？最後搬了一台新買的SONY錄放音機，因為那是唯一值點銀子，卻又可以一搬就走的東西。
那場火後來所幸沒有燒到，但是過了大約半年，還是有一場火燒掉了村裡的一整排房子，火的威力確實是可怕的！
＊眷村裡的選舉
由於眷村的居民大部份是外省籍，很自然地眷村人的政治傾向，在早期是傾向國民黨的，而且這態勢非常明顯。在眷村不支持國民黨，不只是異類，簡直是找死。
記得是民國六十六年縣市長選舉的時候，國民黨在桃園縣提名歐憲瑜，在那個年代裡，「國民黨提名」就是「當選」的同義字，不料那年卻殺出一個程咬金，那就是許信良。
說來許信良也算是「自己人」，因為許信良拿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到英國念書，當時是國民黨籍的台灣省議員。脫黨參選時，他還發表「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黨員」的聲明。不過，只要不是黨提名，眷村絕對不理會他，當時在村子裡，處處可見的全是歐憲瑜的宣傳海報，只有在村子口還可以看到幾張零星的，綠色的許信良「民『拳』」宣傳單，宣傳車則根本不敢進來。
選舉結果揭曉，許信良當選，在國防部任職的父親緊急趕往國防部開會，為避免過於招搖，還不坐公家的吉普車，帶著一根防身木棍包計程車北上；參與會議的人個個面如死灰，彷彿世界末日降臨，但是也有人在會中提醒大家，總得面對「國民黨不再獨大」時代。
「中壢事件」的發生到底是什麼原因，當年有沒有作票，這算歷史公案，不好隨便亂說。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樣的過程看來有些可笑，今天的眷村對政治的意見雖然已經漸漸多元，可是基本上還是傾向支持泛藍的，原因無他，這樣的成長背景，讓出身眷村的人絕對不可能去支持喊過「中國豬滾回去」的政治人物！
至於許信良的政治信念到底是什麼，經過這二三十年的來來去去起起落落，老實說我也也糊塗了。
＊眷村裡的棒球賽
在那個三級棒球風行的年代裡，只要是中華隊出戰，全村上下人人夜不成眠，急切地等待比賽，一同為太平洋彼岸的小將們加油。當比賽結果出來的候，除了歡呼聲，還比然會加上一長串鞭炮，在那段外交處處受挫，彷彿走到哪兒都抬不起頭的苦悶日子裡，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美國的土地上飄揚，那感覺十分複雜，也是今天看不到的。
還記得有一年，因為中華少棒隊的全壘打實在打得太多，搞的美國裁判像韓國人一樣，在小地方動手腳，最狠的辦法就是指稱我們的選手打全壘打時沒踩壘包，因此全壘打不算，後來有一年索性封閉比賽，讓他們的小孩子自己打家門裡的「世界大賽」，看來這種心態古今中外都有，所以也別太責怪高麗棒子了。
看球自然打球。真正的硬式或軟式棒球買不起，只好打橡膠製的軟皮球，球棒當然沒有，拿根防身用的木棒也行；沒有手套（誰有呀！），就用報紙折一個；場地太小，三個壘變成兩個壘；個子太小，那就打滾地球。
在那樣克難的環境下，我們沒有變成紅葉隊，但照樣享受了打球的樂趣。如今，要看台灣或日本或美國職棒悉聽尊便，但卻少了份共鳴的悸動。
＊那一對賣菜的兄弟
雖然在隔壁眷村裡有個小小的傳統市場，但每天早晨還是會有一對兄弟，騎著三輪摩托車來村子裡賣菜。
這一對兄弟極為準時，總是在早上七點到七點十分間到村子裡，等於是為村子一整天的活動揭開序幕，久而久之，村裡的孩子都拿這對兄弟對時，當他們的三輪摩托車引擎聲響起，就是收拾書包，拿起便當，出門上學的時候，這樣剛好可以在七點半前到學校趕上早自習。
有一天，大家都還在睡夢中，引擎聲突然響起，全村亂成一團，哭喊叫罵聲不斷，每個人想到的都是家裡的鐘故障了，結果呢？那對兄弟跟大家道歉，表示因為臨時有事，當天不能賣菜，怕大家癡癡地等，所以先通知大家，沒想到大家的反應竟然如此「熱烈」！
＊那塊田地
每天上學總會經過一塊田地，那塊地面積不大，是村外一位當地自耕農的地，主要作物是稻米，一年兩獲。孩子們最喜歡的是稻作收割後，到下一期稻作插秧前的空檔，因為空曠的田地，是孩子們最好的遊戲場。
大家最常玩的遊戲，是拔起田裡水稻的殘根，然後拿來當手榴彈互相扔擲作樂，扔到農人到學校抗議，校長還鄭重其事地在朝會裡宣布，禁止大家再下田去玩。
不久後，那塊田變成了建地，蓋起了一排又一排的兩層樓集合住宅，完工的時候還辦了場熱熱鬧鬧的工地秀，我還記得工地秀主持人是「五燈獎」的主持人阮翎，我們還拿了幾個建商贈送的玻璃杯，在田裡奔跑的野趣至此消失。
三十年後，聽說連這批集合住宅也拆了，我長大的村子也拆了，剩下的，只有早已被東一條西一條的拓寬道路壓碎的童年回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政治正確」的問題，在台灣從沒有人好好地，認真地探討研究過眷村文化，就算有，也只提到一些非常膚淺的印象（例如幫派）。前一陣子公視播出連續劇「再見，忠貞二村」，雖然提到了一點皮毛，但是仍然不夠深入，仍然讓人有「隔靴搔癢」的感覺。身為外省第二代，我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那個曾經記載在身分證上的「籍貫」，對我來說只是個遙遠又陌生的地方，可是在這裡，我居然被部分人歸類為必須「滾回去」的「中國豬」。原鄉在哪裡？這應該是個很簡單的問題，怎麼會被弄得這麼複雜，實在讓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