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因為涉嫌放置爆裂物，十月十九號被台北地方法院以違反「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罪嫌，判處七年六個月有期徒刑，併科十萬元罰金。這個判決讓社運和農民團體意外憤怒，他們在法院聲援楊儒們的時候，還和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衝突。至於楊儒門本人和家屬則相當平靜，楊儒們的父親甚至要兒子放棄上訴。
　現年二十七歲的楊儒門，彰化縣二林鎮人，目前家住基隆，家裡是市場雞販，典型的農家子弟。當兵時學到爆破技巧的楊儒門，在退役前只是個平凡的年輕人（如果以年齡作分野，說不定還會被人當成個「草莓族」咧），原本想到法國投身外籍兵團，但在動身出國前，一趟環島腳踏車之旅，卻意外地改變了他的一生。
　在那趟旅程中，楊儒門接觸到許多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村的人，他們友善、熱情、樂天、知命，但是貧窮、困苦，肩上永遠有放不下來的沉重負擔，在台灣加入WTO，稻米開放進口後，農民的生活家更加困苦，楊儒門嘗試寫陳情書，但是沒有回應，於是決定以「強硬」的方式表達訴求，他運用在軍中學到的爆破技巧，在台北各地放置爆裂物，每個爆裂物都附有反對開放稻米進口的標語，起先警方完全沒有頭緒（我們的警察只會找監視器錄影帶，只會在簽巡邏箱的時候找人泡茶，只會在找到嫌疑犯的時候「敲敲打打」，要他們「科學辦案」？別開玩笑了好吧），後來是楊儒們的弟弟提供訊息，楊儒門本人出面自首，才讓全案出現突破。
　本案發展到現在，早已不是單純的社會治安事件，他四處放置爆裂物固然曾經引發社會恐慌，但是沒有一個人被他的爆裂物所傷，每次他放置的爆裂物被發現，農民權益因為加入WTO受到損害的問題就再一次地被提起，大家開始認真地討論農民權益和農業政策的問題，也都認為楊儒門雖然放置爆裂物，但是他並不是暴力犯，尤其在他落網後，外界知道他以微薄的賣雞收入，居然還長期資助公益團體，更讓人相信楊儒門應該是「良心犯」，法院判他七年半的有期徒刑，不但引發爭議，更甚至引起眾怒。
　就法論法，法院的判決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但既然本案已經不是單純的社會治安案件，而參雜了許多的社會，甚至政治的因素在內，判決是否妥當，也就不能以單純的法律案件看待。楊儒門或許沒有想到自己的舉動可以引發這麼大的社會運動能量，但是他點燃了一股聲援農民，檢討政策的火，進而突顯了司法系統的冷血無情，和龐大政府機器的蹣頇與遲鈍。
　楊儒門的父親楊萬福沒有到法院聆聽判決，照常在市場賣雞，在得知兒子被判刑後，楊萬福表示，這樣的判決等於對全體農民宣判，是整個社會的損失，他會勸兒子不要上訴，因為好人不能做，「隨人顧生命」才要緊，總統人家在做，高官四千萬元照拿，「有誰去照顧農民」？楊萬福說，台灣有兩種人，一種是吃米長大的，另一種是吃屎。好人不能做，有錢判生，沒錢被關，一個無私的人，自己省吃儉用，換來的是什麼，說太多沒有意義，台灣社會完了！
　1950年，一個年輕的醫學院學生，騎著摩托車從阿根廷出發騎到委內瑞拉，看到了西方工業國家的資本主義對南美洲人民造成的傷害，決心以革命的方式改變這一切。格瓦拉成為古巴革命的靈魂人物，但是並沒有像卡斯楚一樣，留在古巴享受政治權力，而是繼續到南美洲各地點燃革命之火，最後命喪玻利維亞。在爾虞我詐的現實世界裡，格瓦拉的行為顯得格外天真浪漫，我們或許不知道如果他今天還在人世，看到卡斯楚會有什麼感覺，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他在死去的那一刻應該是滿足的。
　格瓦拉騎摩托車，楊儒門則騎腳踏車，一樣的是他們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真實的底層人民的痛苦，楊儒門在四處陳情，沒有得到任何反應後，決定以放置爆裂物的方式喚醒社會注意，同樣是天真浪漫的英雄行徑；格瓦拉死在被革命的對象手裡，楊儒門則被我們的司法體系視為「暴力犯」，必須面對國家機器的「矯正」。台灣社會是否會出現格瓦拉式的浪漫革命英雄，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但是楊儒門的案例讓大家警覺到：即使台灣不會出現格瓦拉式的革命，台灣社會「階級化」的加速，卻可能埋藏底層人民決定以更直接的方式，企圖翻轉階級，重新分配財富的火種。他們的努力或許還是會被司法體系的力量淹沒，但是總有一天，這股力量會大到我們無法也不能忽視。民進黨是個靠勞工與農民運動起家，獲取底層人民支持的政黨，但過去這五年卻也是台灣社會階級鴻溝加深速度最快的年代，相較於這一陣子執政當局努力宣示「改革」，楊儒門案的判決，是對這些改革宣示的最嚴厲批判。
　楊儒門永遠不會是格瓦拉，或許楊儒門也不想當格瓦拉，但是他和格瓦拉一樣，迫使大家檢視思考存在於社會裡的階級問題。請大家一定要記住：當由上而下的改革無法推動的時候，就會有人思考由下而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