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坦」颱風來襲，又是各家媒體記者出動採訪的時候，這次颱風來襲，沒有人在乎各電視台是否又在比水深，因為，我們失去了一位同業。
　對記者個人來說，出勤不過是執行交辦的任務，我們不覺得神氣，我們沒有榮耀，只有必須完成任務的決心，和任務完成後的一點點空虛和失落。
　我為記者悲，因為政治或社會知名人物作秀時，他們需要媒體，但是當他們面對危機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卻都是「媒體亂寫」。記者像是門神，開門的時候門神在屋內，一旦關上門，門神就被趕到外面去了，需要時被奉若神明，不要時就棄如敝屣，三二○記者還被當成主持正義的最後防線，到了四一○就成了幫陳水扁蒐證的走狗。但是，對我們來說，記者的生活不過是一天又一天，一件又一件的任務罷了，我們並不偉大，我們只是選擇了這一行而已。
　我為長官恥，因為台灣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的長期惡性競爭，讓指揮調度記者的長官充滿變態的競爭觀念，別人站在及膝的水裡，我就要記者站在及腰的水裡，別人站在及胸的水裡，我就要記者只能露出頭。到軍事基地參訪，當然要穿上軍服；報導波灣戰爭新聞，連防毒面具都得戴；當四一○街頭衝突事件造成多人受傷，某電視台新聞部長官居然在內部檢討時說「為什麼我們沒有記者受傷？」當演播室變成秀場，當主播變成明星，當長官認為記者衝鋒陷陣，面對危險是提升收視率的靈丹妙藥時，從某種角度觀察，記者的生命不過是「可消耗」的資產罷了。
　我為官員怒。這次平宗正殉職罹難，先是為了採訪員山子分洪道緊急破堤啟用，然後在現場等行政院長游錫堃視察，不過受困路況，游錫堃最後沒有成行，原本在現場守候的記者只好趕回去發稿，意外就在離開時發生。即使平宗正不是隨行記者，他也是為了採訪游錫堃的新聞，才會到分洪道現場去，游錫堃就算沒有直接的責任，最起碼也該有「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擔當，行政院發言人陳其邁第一時間說這件意外和游錫堃沒有關係，豈不是忙著在撇清責任？
　今天行政院官員會這樣說，關鍵在於游錫堃沒去成，如果去成了，保證會大肆吹捧行政院團隊如何「當機立斷」，再度決定啟用還沒有正式完工的員山子分洪道，拯救大台北居民於倒懸，但是既然院長沒有去，自然也沒有責任啦，說穿了，作秀嘛，秀沒做成，什麼事情都和我沒有關係，就是這種擔當！
　民進黨政府過去在面對危機的時候，一貫的處理方式是把責任推給中國、泛藍和媒體，這次平宗正因為採訪游錫堃的新聞殉職，陳其邁第一時間的反應又是撇清責任，經濟部和水利署也一直強調和分洪道無關，不過平宗正殉職的悲劇當然不能推給「媒體亂寫」，好像也很難推給「泛藍掣肘」，更不可能說是「中國打壓」。我相信不會有人因為這個事件要游錫堃或誰負責下臺，但是行政院連道義責任都不願意在第一時間口頭擔起，過幾天見反應不佳，又改口說平宗正是「廣義的行政團隊一員」，相較於政府高層過去幾次堅定地控告媒體，還文情並茂地大談「四個寒心」，我不禁也感到寒心。
　不過，還是有閱聽人對這次媒體界的反應，以及對游錫堃的批評，有不一樣的意見，這一點也很值得同業們思考。不同的意見或許出於對記者這一行工作性質的不甚了解，或許出於對游錫堃的「愛護」，但是為什麼還是會有人對記者出生入死執行採訪任務不以為然？為什麼某些非常基本的媒體自由概念，閱聽人就是不覺得重要？當媒體的經營和管理者執著於短期見效的手段，讓媒體只會呈現出熱鬧氣氛，卻欠缺縱深的樣貌（例如前幾天澳洲蒙那許大學教授家博Bruce Jacob來台訪問，居然沒有記者認識家博，也不知道家博在現代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關鍵地位），也難怪閱聽人根本不覺得記者的工作有什麼好稱道的，自然也不認為記者選擇抱著機器滅頂，是多麼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