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巴西混血男孩兒吳憶樺的親屬權爭議，在法院判決確定後，法院在九號傍晚實施強制點交，法警衝進吳憶樺的叔叔吳火眼的家裡，強制將吳憶樺帶走，吳憶樺哭喊，村民阻擋，記者推擠，現場亂成一團。
　對記性好的人來說，這一幕場景是很熟悉的。一位名叫伊利安的古巴男孩，公元二○○○年偷渡到美國，他的父親在古巴隔海打官司，結果法院判決監護權歸屬還在古巴的生父。四月二十二號，全副武裝的美國移民局幹員，衝進邁阿密伊利安寄居的親戚住宅，把躲在衣櫃，滿臉驚恐的伊利安強制帶走，當時路透社的攝影記者及時拍下了搶人的那一刻，幹員拿衝鋒槍指著小男孩的畫面，深深地震撼了世界。
　回到吳憶樺案。吳案最早是在二○○一年五月間，由當時的立法委員丁守中和巴西駐台代表裴瑞拉提出。這個問題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吳憶樺的父親帶著吳憶樺回到台灣，卻在回台灣後不久過世，再加上吳憶樺的巴西母親已經過世，監護權的歸屬於是成為話題。經過幾年的司法訴訟，最高法院最後把監護權判給了遠在巴西的外婆羅莎，但是因為吳憶樺的叔叔吳火眼始終不願意放棄撫養吳憶樺，很明顯地想以「拖」字訣盡量延後交人，到了非交不可的時候，便透過媒體發動民粹，讓善良但淳樸的鄉民充當盾牌，讓這件國際點交成為一觸即發的國際衝突。
　為什麼我會說「發動」民粹？吳火眼一介平民，真有這麼大的本事嗎？吳火眼本來或許沒有這樣的本事或意願，但是在媒體接連報導此事，還有民意代表出面，甚至還有學生團體（老實說這是最混蛋的一群，註明：台北縣的）去聲援打氣，完全忽視在法律程序已經走完，此事已經沒有任何轉圜空間的情況下，這樣的動作只會讓吳火眼覺得或許還有最後一絲希望，那就是發動社會同情的民粹，簡單地講，就是一個字，拗。現在就是在拗。
　在這裡我不願意也不能去批評判決的妥適與否，特別是一二審的判決，因為事實審的判決一旦形成，只要判決沒有違法，三審不可能在事實認定上出現翻轉；更重要的是當判決確定，而且沒有其他司法救濟途徑的時候，縱有千般萬般不願不捨，我們只能接受，因為中華民國畢竟還是法治國家。留下吳憶樺短期內是不可能的了，吳火眼現在要作的「損害管制」，應該是盡量修補與羅莎之間的關係，並且讓吳憶樺願意把兩邊都當成自己的家，有朝一日吳憶樺長大成人，相信還會有回到高雄縣茄定鄉的可能，重要的是，這段過程的記憶是快樂美好的。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過程。大人們一再強調吳憶樺留在台灣比較好，還不時質疑羅莎的身體健康情況，以及是否有養育吳憶樺的能力，甚至還有傳言說羅莎曾經幹過特種營業，不適合教育兒童。這些說法不論真假，首先，爭取吳憶樺的台灣家人用貶低對方的方式，強化自己在道德上的正當性與能見度，就是不應該的行為（可是你有沒有覺得好熟悉？我們的政治人物常用嘛）；此外，這些質疑不是沒有在法庭裡提過，法官沒有採信，現在再拿出來說，擺明了就是打算訴諸情緒，訴諸民粹，難不成要發動大家北上台北，前往巴西代表處抗議，甚至運作政府官員大罵「可恥」（誰最適合？不必說了吧）？
　我之所以會認為本案是「人倫爛戲」，是因為除開一直盤旋不去的吳憶樺生父遺產問題，雙方都強調有多麼多麼愛吳憶樺，一定可以比對方照顧得更好，這種想法說穿了，其實還是把小孩當成大人附屬品的威權心態，作大人的總覺得「小孩只要跟著我準沒錯，其他的就不必問，小孩是我的，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當法院判決確定後，吳火眼斬釘截鐵地認定巴西的生活環境一定比台灣要差，因此吳憶樺怎麼樣都不能離開台灣，把他藏起來一輩子不出來，都比送去巴西要好。當這件事演變成法警必須破門搶人的時候，吳火眼對吳憶樺的「愛」，和部分長期失業的父母「不忍心兒女跟著我受苦」，決定帶著兒女一同自殺的「愛」有什麼兩樣？
　請原諒我用了如此嚴重的字眼，但是請大家仔細想想，「體貼」地認為留在台灣一定比較好，跟「細心」地不希望孩子跟著他受苦，在某種程度上，都刻意忽略了要真正地愛一個孩子，就應該讓孩子過「最好的日子」，而不是過「我認為他應該過的最好日子」。或許巴西的生活環境是比不上台灣，或許吳憶樺在巴西長大以後，真的只能在巴西街頭，而不是寬敞明亮的球場裡踢足球，但是挽留吳憶樺的努力，竟然演變成小巷裡的拉扯爭奪，就算吳憶樺如吳火眼的願留下來了（事情演變至此，已經不可能了），試問吳火眼要怎麼教育吳憶樺？要他不要相信巴西人？要他不要相信外國人？甚至，要他不要相信任何吳家以外的人？如果吳火眼的經濟與教育能力，只能讓吳億樺成為茄定鄉的街頭頑童，作大人的又憑什麼能說吳憶樺留在台灣確實比去巴西好？
　很可惜，我原本期待吳家難過不捨，但是也滿懷歡欣地送走吳憶樺，等待吳憶樺在成年以後，帶著幼年的美好記憶，再度回到這個小漁村，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寧願讓全家成為被法院拘提的對象，也要帶著吳憶樺遠走高飛（像出遠門要提著行李），這樣的「愛」走到這一步，顯然已經變質了。媒體報導對本案的推波助瀾（我還是要罵，那群混蛋╳大學生，說什麼吳憶樺是「台灣之光」，真他╳的腦筋不清楚），顯示媒體又發瘋了。
　有人問吳火眼這樣作，是不是因為他相信這樣作有用？是的。至於他為什麼相信這樣作有用？這我不敢說，不過我相信「上行下效」，很多政治人物都相信只要操控媒體報導走向，甚至運作部分社會團體進行某些「動作」，就可以透過媒體讓社會大眾「相信」或「不相信」某些事，不管這些事是真是假。為什麼連住在茄定鄉小村的一介平民，都相信「拗」是管用的，在法律上失利後，還可以透過發動民粹和媒體攻勢挽回局勢，完全不顧小孩心理上的傷害，堅信他作的一切都是為了小孩好？一句話，問問我們的政治人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