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江長芳

標榜著傳承的影集，怎能獨漏了俄羅斯？

2022年十月初，依照原定計畫，應該是我們團隊前進俄羅斯，拍攝聖嚴師父紀念影集《他的身影2》預定行程。但因俄烏戰爭，凡知道我們有此安排的友人，紛紛投了反對票，甚至責備我膽子太大，萬一途中出了什麼差錯，該如何承擔？

我反倒穩坐釣魚台似的，對友人的善意未置可否。我秉持的心態很單純，只要莫斯科的相關人士替團隊六人辦妥了邀請函，憑著邀請函，拿到俄羅斯簽證，就表示此路可通，自然也就得以義無反顧地揮師前進。然而，單單邀請函就等了一個多月還未見下文，旅行社送來的機票報價更是一人經濟艙就將近十九萬台幣，而且回程要候補、沒有位子；真正讓我頹然喊停的關鍵，在於法鼓文化的副督監果賢法師的一句話：「要是團隊在俄羅斯出了狀況，我這邊鞭長莫及，救不了你們，該怎麼辦？」這一下，外號「張大膽」的我便不好再貿然躁進，只好另謀出路，將後面的進度往前挪移。

2023年，俄烏戰事依然沒有停戰跡象。我們在二、三月陸續拍完了墨西哥與北美，等到五月日本的部分結束後，整個規畫就只剩下俄羅斯一個國家了。聖嚴師父曾不顧健康亮起紅燈，分別於1998、2003年去過聖彼得堡與莫斯科，散播漢傳禪佛教的種子；時隔二十年，那兒仍有一群人熱衷禪法的修行，沒有停止下來，我們這個標榜著傳承的影集，倘若獨漏了俄羅斯，又如何算是圓滿呢？

我再次籌備起六月的俄羅斯拍攝工作。好心阻止我的友人們都沒有軟化的跡象，唯有果賢法師不再搖頭，叮囑我一定要謹慎行事，且會求請佛菩薩保佑團隊平安無事。

儘管旅行社向我回報，只要多付點錢給當地的仲介，莫斯科的邀請函應該不難取得，但我不好臨陣換將，要莫斯科的接待夥伴易手給他人，就悶著頭等候著……一周後，佳音來報，邀請函終於下來了，隨即進行申請簽證的手續。

由於戰爭，所有飛往俄羅斯的航班都停了，唯獨土耳其航空在飛。旅行社在四月時回報，將安排從台北飛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轉機，進入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再由莫斯科出境，途經伊斯坦堡回台；這趟機票已降到台幣近九萬元，條件是得立即開票，否則概不負責。我一聽還得了？一咬牙，開票吧！沒多久，俄羅斯的簽證也順利到手。

行前，我與團隊再三核對此行的拍攝器材與行李，首當其衝就是空拍攝影機絕對、絕對、絕對不可攜帶（這在戰時的俄羅斯是大禁忌）；就連腳架都要選擇最輕便、最不顯眼的一種。

捲門拉起又放下，我們四個依然無人聞問

前往聖彼得堡的途中，我注意到機內的螢幕顯示這架飛機是途經波蘭上空，繞道烏克蘭，進入俄羅斯的領空。

六月初的台灣已是熱氣高漲，沒有冷氣是萬萬無法熬過去的；沒有想到，上午十一點不到，飛機降落在聖彼得堡，我們才魚貫走出機艙，就發現有道冷空氣撲面而來。攝影師阿良說，外面的氣溫是攝氏六度。

聖彼得堡機場已與九○年代、我與師父一同造訪時完全不同。檢驗護照與簽證的櫃台，隔成一間一間，穿著軍服的地面安全人員指示我們各自前往旅客較少的櫃台列隊。輪到我時，負責檢查的是一位三十餘歲女性官員，她不斷敲打電腦，偶爾抬頭冷冷地看我一眼，又拿出放大鏡檢視我的護照。

約莫五分鐘過去，她手邊的機器終於有了聲響，滾出一張單子。她要我在上面簽名的同時，又深深地看我一眼，此一眼神，有點像是電影中發現丈夫外遇且握有證據的婦人的反應，我忍不住打了個寒噤。果不其然，她沒有將護照還給我，而是打開後門走了出來，說是需要再檢查我的證件，要我到旁邊坐一下；一位中年警衛立即過來，指定了我坐下的位子。此時，我的眼尾瞄到總策畫淑渟過關，消失在檢查櫃台另一邊。

等到我坐定，陸陸續續地發現，團隊的果醒法師、導演、攝影師阿峰都被留置下來；我招手要他們過來一起坐，警衛立即阻攔，要他們去他指定的座椅。然後，檢查站的窗口，就像台北萬年大樓的分間小賣部，一間間嘩拉嘩啦地降下了捲門－－啊？打烊了？這怎麼是好？我直覺不妙。

我們被指定的座位背後是整片的玻璃帷幕，冷冽的氣流穿過玻璃，自我的頭部灌進背後；好在我的背包裡備有一條圍巾，趕緊將脖子圍起來。我先是背誦著〈大悲咒〉與〈心經〉，然後站起來經行，想要轉移不安的情緒。近兩小時之間，許多班機下降，檢查窗口的捲門拉起又放下，旁邊被留置的其他旅客陸續被帶走，我們四個依然無人聞問，不安有如墨汁打翻在宣紙上，暈染的範圍愈來愈大。最終，我忍不住，詢問了那個監視我們的中年警衛，還要等多久？他粗暴地伸出食指，指著椅子，用英語說了句：「坐下！」

沒一會兒，警衛換班，來了個年輕人，他倒是好奇，站在我身邊，問我手中是什麼書？我說是日文小說。他又問，是從左向右讀，還是由右向左？眼見他的友善，機不可失，我回答他後，立刻表示我們已等了兩個半小時，到底還要等多久？他聳肩回覆，不知道。

終於，有位官員拿著我們四個人的護照叫名字，確認後，要我們跟他到另一窗口，裡面坐著的是位年輕的官員。官員一句話都沒問，蓋了章，將護照遞給我；我刻意放慢腳步，很快的，法師與其他兩位團員都過了關，跟上了。

廣闊冷清的一樓行李大廳，只有淑渟與攝影師阿良孤獨地守候我們的一大堆行李；我胸口堵著的硬塊瞬間落了下來，那種重獲自由的釋放感，要比吃到天下珍品還要幸福上百倍，我只差沒有開心地唱起歌來。

至於為何會在聖彼得堡的機場被剝奪自由兩個半小時？我至今找不到答案。

（本文刊於2023/09/26聯合報繽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