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九子）

「小阿姨，你還記得家裡曾經有一個叫老公公的人嗎？」四十歲的外甥，突然問我：「我那時候大概四歲，記得外公在打罵一個蹲坐在地上的人，外公似乎還踢了他一腳。那是誰呀？」

外甥的話，像突來的時間激流，將我沖到記憶的上游，裡頭有一尾破碎的魚形，他叫王永貴。名姓藏著「王者之家，永生富貴」的符碼。但歷史的洪流，總把命運沖到祝福的相對面。

王永貴，是伯父的傳令兵。

爸爸出身鄉紳之家，十九歲就當上了家鄉的小學校長，出入有兩個護衛保護。時局開始不穩時，他想要投筆從戎，去找軍中的哥哥（我的伯父）。伯父拿出軍校畢業時校長頒發的短劍，指著上面的鐫刻：「不成功，便成仁。」對父親說：「邱家只剩我們兩個兄弟，有一個人為國家犧牲就好，你不要入伍了。」

盟約相訂，五弟保家，三哥衛國。但時代大浪潮打來，家、國，都沒能保住。

一九四九年國軍撤退台灣，伯父身任基隆要塞副司令，軍務倥傯，無暇照顧這個文弱的弟弟一家。便把傳令兵王永貴撥給我們家。

一聲將軍令，王永貴的人生從此定格。

他從徐蚌會戰的伏屍遍野爬出來，但這往後餘生，卻必須在滿屋倉皇中，洗衣做飯，把屎把尿，卑躬屈膝，服侍一家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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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難校長，百無一用，只好開一爿小麵店。店面除了煮麵的爐頭、四張桌子，及一張紗窗門，別無長物。紗窗門隔開住屋和外面小小的店面。

住屋裡面只有一張大床，一張桌子，一個鋁盆和一個痰盂。晚上我們一家六口睡的床，白天是我們四兄妹伏案做功課的桌子。鋁盆，是我們的洗澡缸，外面爐頭燒了熱水，提進來，倒在盆中，門窗關了，房間就成了浴室。痰盂，就是我們的馬桶了。

即使是這樣擁擠貧困的生活，家教嚴謹的媽媽，從不許我們出去和外面的「野孩子」玩，房門從外面鎖著。我們被關在小小的房裡，附近的孩子常常隔著窗子對我們嬉笑挑釁，王永貴就去把他們趕走。

晚上麵店打烊，清理完畢，店裡四張桌子拼起來，王永貴把被子鋪上，那就是他的睡床。關上紗窗門，我們在裡面，他在外面。

紗窗破了一個洞，破舊的紗窗守著破舊的家，破舊的人。

一日下午，紗窗裡有哭聲和求饒聲。在旁掃地的王永貴猛然把手中的活兒一丟，反身推進紗門。

「心情不好就打孩子，你有沒有良心？孩子不痛嗎？」是王永貴又急又快的聲音。

爸爸的鄉音更急更快：「我打孩子關你什麼事，你再囉唆，我連你一起打！」

王永貴憤憤不平：「我去基隆報告副司令去。」

爸爸跟著吼：「你有本事，什麼都不許帶，你給我走路去。」那沒落貴族的聲音，有一絲絲驚恐和落寞。生活如此龐大逼仄，妻病家貧子幼，更哪堪當年回首。除了打孩子和怪傭人，還有什麼其他出路呢？

媽媽的身體越來越糟，麵店撐不住。我六年級的時候，爸媽只好把麵店賣了，賣店的錢，在附近買了一個小房子，一個有小浴室，小廚房的違章建築。王永貴終於有一間小小的窩。

爸媽不在家的晚上，我們幾個孩子，就擠在王永貴房間。窄仄的房裡，只放得下一張床，一個木桌。我們就搶著擠在床上，攤開他的薄被蓋在腿上。書桌上是王永貴小小的收音機，收音機裡，中央廣播電台的廣播劇，是我們四兄妹唯一共同的記憶。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拼湊出當時廣播劇的內容，只是我們都不記得，我們四個人擠在床上，替我們開收音機的王永貴，當時是坐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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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麵店，王永貴心中有底，失去舞台的校長、憂鬱的老闆娘，和嗷嗷待哺的童口，需要真正的梁柱去撐著，王永貴出去找工作了。在外工作的王永貴，仍牢牢地將自己微薄打零工的薪資，每個月交給這個羸弱的家。

挨打的哥哥，終於練硬了拳頭，混了幫派。失勢的老獅只能在老穴嘶吼，時不時拴緊全家人的神經。通常這樣的風暴，就在哥哥奪門而出，媽媽號啕大哭中，慢慢風平浪靜。但浪下，仍湧動我的暗潮。

總覺自己是全家福照片中一個可有可無的身影。懂得彎曲著，蹲著，笑著配合別人。穿的衣服是姊姊穿舊的，沒有喜歡不喜歡，只是笑瞇瞇地接受。房間是和姊姊共用的，從來不會和大我七歲的姊姊起什麼衝突，委曲求全是從小要練的。

初二那年，愛美的荳蔻年華，突然很想要一條屬於自己的項鍊。有點不可思議。我要的，大概只是一個，我也可以擁有一樣自己東西的感覺。但媽媽多病，總坐著三輪車進出醫院；爸爸愁苦失據，總鎮日嗟嘆。

王永貴當時在新莊輔仁大學餐飲部做工，每個周末「回家」來，他就是我要擁有一條項鍊的唯一希望了。選了一個他回來的周末，告訴他我的想望。當時的我，是用一個小女孩的撒嬌口氣嗎？還是淚汪汪的可憐狀？十三歲的我，把這個從小看著我長大的恩人，看成傭人，有著予取予求，在家人前都不敢表現出來的放縱。

隔周周末，王永貴回來，神祕的對我笑著，我的心碰碰碰碰跳，知道自己的期望要成真了。王永貴從身後掏出一個袋子，粉紅色的袋子，鑲著紅邊，有銀亮的釦子，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奢華。我拿在手中，有一瞬間不敢呼吸，覺得我握住了一朵粉紅色的雲，裡面有神祕的寶藏，我念想的寶貝。

「開開看啊，妳要的項鍊。」王永貴催促著，嘴角都快扯到臉後了，他也開心啊。

鬆開鈕釦，拿出裡面的寶貝，我跳在胸口的心，突然壓到胃底。眼前是條一截一截編成的小魚項鍊，金光閃閃，庸俗不堪。

一個五十幾歲，從未讀書識字的中年男人，他哪裡懂少女情懷，怎麼可能挑到我想要的鍊子？我強顏歡笑，對這個想要讓我開懷一笑的人說聲謝謝。不記得那時的我，有沒有懂事到，明白眼前人已盡力了。

沒多久，一次和朋友鬧翻，心情惡劣，硬生生把那條小魚一截一截扳斷，覺得扳出了心中的憤怒，覺得扳出了自己的不得意和委屈。小魚一截一截地碎在眼前，被我一把丟到垃圾桶去了。丟得那麼義無反顧，好像生活中的不如意，父母忽視，兄姊欺負，同學霸凌，都是被這條項鍊害的。

要到很久以後，才懂得， 五十多歲的王永貴，把我們家當作了他的家。不僅每個周末拿的薪水，全數交給爸爸媽媽「養家」，為了滿足我這個小女孩的願望，他還扣下自己零用錢，磕磕絆絆走在新莊的夜市，找到他心中最喜歡的，閃閃發光這一條鍊子，用對他而言很高的價錢，買了下來。滿懷雀躍地轉三趟公車回家，送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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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就像摺疊的舊衣服，越疊越小，變成小小的一塊，已經沒有原來的樣子，卻仍然是原來的質料。這團團皺皺的，被擠壓得越來越深，很怕攤開來看，會害怕，自己也是壓痕的來處。

姊姊婚後，創業的姊夫，把我們家拉拔了起來，不用再靠王永貴那份微薄收入養家。他辭職，搬回家裡，回來養老。但真的是養老嗎？王永貴仍看顧著姊姊三歲的男孩和兩歲的女兒。孩子們喊他「老公公」，我們也開始跟著孩子稱呼他老公公。

某日，王永貴在簷下石槽中洗菜，兩歲的小外甥女拉著他的褲管哭鬧：「老公公，抱抱。老公公，抱抱。」王永貴無奈地丟下手中的菜，擦乾雙手，吃力地彎身抱起小囡囡。趕著去上課的我，隨口留下一句：「老公公，囡囡這麼愛你，將來不怕沒人為你養老了。」依稀看見王永貴親了親囡囡的臉頰，說：「誰知道呢？你們小時候也這樣黏著王永貴的，現在都沒人要理王永貴了。」小外甥女才不管這些，只吵著要看王永貴小腿上的那個傷口。

那個槍傷我知道，子彈穿過後，沒管它，自己長起來時，封住了一些空氣，傷口摸起來裡面還會轉來轉去，我們小時候也喜歡玩，覺得神奇。會痛嗎？不知道。

印象中，這是王永貴唯一一次在言語中提過自己的名字。從沒聽他說過，離家加入部隊那個早上，故鄉的娘對他說了什麼？從來不知道，除了子彈穿越他左腿的徐蚌會戰，他還經歷哪些九死一生的戰爭？胸口的傷又是哪裡來的？一個小兵，他只是跟著國家走，跟著長官的命令走，照著口令打殺，他哪有資格反問？反問他的一生，為何綿綿密密的和我們一家三代編織在一起。照顧第三代人時，卻被父親當成不需要的衣服毛邊，仍然隨意的撕扯打罵。

大二那年，我當家教存了一點錢，過年的時候，用紅包裝了兩百塊給王永貴，王永貴笑了。媽媽從教會回來，我得意地告訴她我做的事，以為媽媽會像上次一樣，知道我替伯母買了一套新衣，誇我懂事替爸媽掙面子。沒想到媽媽勃然變色，衝去指著王永貴開罵：「你這麼大年紀的人，怎麼好意思拿小孩子的錢？年紀都長到哪裡去了？」

深宅大院長大的媽媽，四位兄姊，在全國各處行醫。這個小么妹，享盡三千寵愛。到大學去讀書，就鬧著戀愛結婚。時局變色，綁了小腳的外婆，連爬帶跑趕到青島，叮囑剛成婚的爸爸媽媽，「快點走，千萬不要回家。」可是離家後的母親，千金氣勢仍存，對這日日照顧我們的人，仍視如家奴，兇悍以對。

王永貴最終把錢還給我，尷尬地笑著說：「我只是收下來逗你玩，讓你開心。我有紅包就好了，錢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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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不死沙場，但總會凋零，凋零在不給予養分的，我的家。

王永貴後來喉癌住院，再住進退除役官兵養老院。我當時已經來了美國，有一次回台灣，到養老院去看他，鄰床的病人告訴我，我寄給他的餅乾，和寫給他的信，是他在養老院的護身符。他每天會拿出餅乾盒珍藏的信，告訴大家，有一個叫小君的女孩，是他從小帶大的，早晚要接他到美國養老享福。

後來，爸媽和弟弟都來了美國，再知道王永貴的消息，他已經去世了。沒有人知道他走在哪一天，就像沒有人知道他生日是哪天一樣。

而我，只知道他叫王永貴。沒有人記得他的籍貫，生辰，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喜好個性。瑣瑣碎碎的過去，都和那條被我惡意捏碎的小魚項鍊一樣，在時代的垃圾桶中安靜了。

我作了一個夢，夢中，我們幫王永貴成家了，壯年的他，有自己的家，有一個光頭的小男孩，開心的畫了一條小魚，拉著他叫「爸爸，看我畫的魚。」旁邊是正替他洗衣服的太太，王永貴不用再洗我們家的衣服尿布了。小小的我，看得好開心，開心的哭了起來，彷彿成年的我，到養老院去，跟王永貴說：「我來接你回家了。」我和王永貴都好高興，要回家了，我脖子上還掛著那一條漂亮的金魚項鍊。

（本文刊於2022/12/25聯合報家庭兩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