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福門（東門）夜間燈光。（圖／台北市公園處提供）

小時候的習慣改不了，東門西門，後頭都還是會順口加上那個町字。

台灣文化本就多元，日本遺緒融入生活很正常。現在的台北城大致規模也是殖民時期的產物，連總統府都是續用日本總督府，這些都是既存的事實。

在台北，如今能上溯到日本人百年前的建築，便已經被高度珍視列為古蹟保存。即便如此，有些毀壞卻是再也無法恢復。劉銘傳的台北府，相較於日本人的台北廳，彷彿消失得理所當然。某日在延平南路上，偶見一塊刻著「清台灣巡撫衙門舊址」的石碑，我當下還一愣，怎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東西南北的四座城門，大概是少數僅存的開府記憶了。

除北門被完整保存，其餘城門如今也只見紀念性的重建物，但是至少，城門的所在地還被記得，城門名字都仍書於匾額高懸：

北門是承恩門，南門是麗正門，小南門是重熙門，東門是景福門。

都是好名字。感受得到當年建城開府的氣勢，壯闊中也溫柔地許下國泰民安的祈願。

我特別喜歡的名字，其實是唯一被日本人拆掉的西門「寶成門」，畫龍點睛預告了商業時代的來臨，感覺就像是升斗小民日日進出寶庫，平易卻不失莊重，討喜又不落俗套。

如今這三個字，卻落得孤零零在一塊小石板上才看得見記載。至於石板立在什麼角落，西城門原來在什麼方位，就連台北人恐怕都沒幾個知道。

拜凱達格蘭大道上年年都有造勢遊行活動之賜，「景福門」大概是我們最耳熟能詳的城門名。

從景福門前分進闢出的兩條主幹道，仁愛路與信義路，至連雲街為界，中間所切出的這一塊，日本人當年把它劃成了東門町行政區，更在區內大興土木，打造名為「文化村」的住宅區。

之後，多數日本人留下的住宅都成了公家宿舍。外祖父來到台灣後，任職台大法商學院教授，所以也分配到了位於紹興南街上的一戶，於是那座日式老屋就成了我小時候口中的「外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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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過世後，我曾單獨悄悄回到外公家門外徘徊張望。也就那麼一回，不忍再重返。

外公在我出國念書的第一個寒假過世，母親在我回國一年多後也因癌症離世。明知那裡已是廢棄多時的空屋了，那天回到紹興南街究竟是想尋找什麼呢？

好在現在科技發達，谷狗的地圖與三百六十度街景，讓許多掛念卻又情怯的故地，能夠如實在螢幕上展開。某天夜裡，我果真鼓起了勇氣在搜尋中鍵入了外公家的地址，跳出的結果雖不意外，但還是教我暗自發出了一聲啊的嘆息。

全拆了。從巷口到巷底，已夷為一片平地。

不知道那是何時拍攝的，畫面中一大片緊臨仁愛路的黃金地段，仍在整地待處理的狀態，在那之後又會落入什麼人手中呢？

說起外公家，小時候的印象就是四周多違章，就只有那一排台大教授宿舍特別清幽。

一條短巷裡，家家花木扶疏，小樹伸出籬笆牆外搭出沿路綠蔭。據說風水好，不少住在這裡的教授後來都入了閣當官。

與其說外公沒這樣的好運，不如說他來台後跟政治一直保持安全距離。早年留英的他一回國，三十歲不到便在湖南省府中任要職，少年得志得罪了不少人。官場中的黑暗早就讓他心生警惕，最後選擇安貧樂道當一個陽春學者，就在這間公家宿舍裡過完了餘生。

建物內部格局不過一起居間一會客間，但是前院大到可以再加蓋一房一廳，給後來成家的小舅夫妻入住，後院更有一座荷花池塘，記憶中年年開花從沒怠工。

我出生的時候，外公已經七十開外了，早年入住時添置的簡單家具，即使已知只能繼續在此長治久安卻也不再更換，任它年復一年地陳舊敗損下去。從我有記憶以來，並不寬敞的住屋裡總是堆滿了雜物。

但是屋外的世界與屋內大不同，總是生意盎然。

最早住在這裡的日本人，我想像中可能是個單身藝術家，購得這麼大片土地，自己只住在占地三分之一的隅室，彷彿當初就是抱著擁有一座南國植物園的夢想，才讓他踏上了這塊陌生殖民地。

曾經，讀到日本女作家梨木香步的小說《家守綺譚》，故事裡面出現河童躲在池塘、百日紅戀上人類得了相思病，木槿懷了閃電的孩子……這些不可思議的描寫，當下在我腦裡勾勒出的，就是外公家的日式庭院。

夏天的時候，院裡的野芭樂樹會結出多籽卻清香無比的纍纍果實，不吃簡直對不起它醞釀了一整年的這份驕傲。

秋天的時候蓮蓬也肥美，剝開後一顆顆白胖蓮子就可直接入口。新鮮蓮子仍有水分，像把荷花的最後餘香都打包，濕濕的，甜甜的。

茶花高雅，但總顯得有些心事。曇花則壯美中難掩不甘寂寞。

小時候我經常氣喘，母親常帶回外公院裡一夜恣放後的曇花，摘下嫩瓣燉冰糖要我吃下，據說有偏方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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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一口湖南零陵口音，我從來都只能聽懂個六成而已。即使在上大學前，每周也會跟著母親去探視，但跟外公畢恭畢敬打完招呼後，我就是一個不存在的人，總是一旁安靜聽著他們父女用家鄉話交談。

外公從沒有什麼話要對我說。視力還行的時候，他每天還會讀一份英文的《中國郵報》。等我上了外文系，他想要看看我的英文作文程度如何，也都是透過母親傳話。

除了那年，已經需要拄著拐杖的外公喊我跟著他去後院。小五的我怯怯尾隨，走過低矮外搭的廚房，不曉得要幹嘛。

我們站在荷花池邊，不用說話，外公教我怎麼挑選蓮蓬與採蓮子。只見外公把蓮蓬夾在指間把脈似地，立刻就知道個中乾坤。蓮子若不夠鮮嫩，蓮心會苦，不能吃。

為什麼蓮心會苦呢？果實不都是越熟就越甜嗎？但我沒有問出口。

外公把一顆現採的蓮子放進口中，沉默地咀嚼，如某種神話中因失群而獨自在人間的獸，那樣蒼老，如此漠然。

事實上，母親在那間日本屋子裡住過的時間很短。

外公在大陸撤退前閃電又成了親，與新婚妻子先逃去了香港，丟下了母親和出家剃度的元配。是外公的三弟帶著年方十五的母親逃難，終於在香港找到了外公。一旁那個母親得喊媽的陌生女人，卻並未流露絲毫團圓的歡欣。

來到台灣，原本在香港還寄讀念書的母親，現在也不給上學了，曾經的大戶人家小姐，現在每天洗衣拖地煮飯，晚上就睡在日本人放神龕的小壁櫥裡。

不久母親被診斷出了初期肺結核。

送進療養院，按照年齡住的仍是兒童病房。將出院時，外公乾脆不讓再進門，丟包在醫院。結果是一位世交長輩看不過去，出面把母親接去了他們家。

從此，她就沒再住進過紹興南街的那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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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滑鼠，可以推進、拉遠、旋轉，在螢幕上繞著那一整片空地，東南西北勘看。

竹籬笆換成了鐵絲網，一眼看穿外公家的庭園草木也都一併砍的砍，拔的拔。加蓋拆除後的地面還隱約看得見牆墩。畫面拉到後院，堅硬泥地上已沒有一絲池塘的痕跡。

巷口僅剩的一間矮房打死不退，門口還掛著抗議布條。

四十年前為建中正紀念堂，附近的違章曾被大舉掃蕩過一輪。這一帶還能有這種破房存活到近年，也算是奇蹟。

那簡陋的屋材和踞盤的姿態，此時卻在我眼前自動複製起來。一戶兩戶三戶……直到巷子內曾經存在過的那個小社會赫然歸位，本省外省，老兵阿嬤，車伕菜販，影影綽綽又開始了他們的日常。

童年印象中，一走進巷內，便聽見南腔北調的吆喝聲。

只要得閒，他們總喜歡坐在自家門前，留心著鄰里間所有的大小事。我們每次的到訪，都在他們有志一同的注目之下，像是有什麼祕密等著要分享似地，接二連三朝我們點頭微笑。

那個祕密，也許就叫作凍結時光。他們曾經在此發現了這個時空的漏洞，數十年如一日原來並不需要魔法，只需要快活自在的坐在家門口，就可以封住時代的滲入。

（仍拒絕遷離的破落戶，究竟是他們哪一位的舊厝？）

斜陽餘暉中，理髮師自願來家幫外公剪頭，雜貨店歐巴桑總遣孫兒送來青菜，獨眼的老兵也來出力整理庭院。因為他們的存在，小時候的我才從未意識到，人單祚薄形容的就是我們這種外省家庭。因為每回到來都會被那一張張的笑臉包圍，讓我誤以為，他們會永遠存在。

凋零，那是要等成年後才能懂得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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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在電腦螢幕上的街景裡漫遊，滑過仁愛路與杭州南路口。曾經「老張擔擔麵」從此處發跡，不知道後來怎麼跑出這麼多同名版本？

由杭州南路轉進信義路，還未過金山南路的路段上，那裡曾經有一間「中心餐廳」。外公特別喜歡他們的牛尾湯，說是口味地道，可比他在英國留學時嘗到的記憶。

我的西餐初體驗就從這間毫無裝潢、不講究氣氛的老店開始。只不過聽到牛尾兩字就覺得太有畫面感，所以我都只喝羅宋湯。

印象中我上高中時他們還在營業，並且一直是少數提供外燴的西餐廳。西餐到府做成自助buffet形式，我挺中意上一輩人的這種聚餐方式，不像現在，外面餐廳的buffet永遠得人擠人排隊搶食。

記得有一道焦糖甜薯是我小時候的最愛，只有在他們的外燴餐單上，奇怪後來在國外多年都沒再吃到這種作法。

（那樣的料理手藝，是出自某個接手了日本人生意的洋食學徒？還是輾轉從上海又流落台灣的白俄廚師？ ）

都市重心仍偏西的時代，東門町仍帶有文教氣息，與西門町像是一對個性迥異的姊妹花，一個交友廣闊，一個居家賢慧。

整個台北城東，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只有一家電影院，那就是位於金山南路，一九五二年開幕的寶宮戲院，努力撐到了上個世紀末，還是逃不過被拆除改建的命運。

連永康街當年都只不過是戲院後方的一條長巷而已，曾經戲院門口才是東門町唯一堪稱熱鬧之地

前身是空軍新生社餐飲部的銀翼餐廳。（圖／本報資料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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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老餐廳「銀翼」，早年並不在金山南路，而是位於與中心餐廳同一排店面的信義路上。

在台灣，餐廳只要一出了名，肯定就有五花八門的山寨版。就像老張擔擔麵，銀翼之後也跑出一家「金翼」，甚至還曾有一間「銀冀」也來湊熱鬧。

一九四七年成立，前身是空軍新生社的餐飲部，店名取銀翼二字，像是要幫袍澤弟兄們永遠記住那場壯志凌雲之夢。

標榜川揚口味也有典故，起源於八年抗戰勝利後，在四川大後方待過的阿兵哥偶爾會懷念起四川菜，所以才有了這種川菜與江浙菜的奇異合體。

幾度遷店，也曾蕭條，重振旗鼓後的銀翼餐廳，最後落腳金山南路現址，算算也超過二十年了。

在父親還未衰老之前，這裡是父子經常相約碰面之處。每次必點那幾道招牌小菜：維揚甘絲、肴肉、雜籠、紅燒下巴。看到店內客人多半都是花甲以上的中老年人，父子二人也只會意不語。

那時母親已過世，哥哥長住海外，一個家就只剩我跟他。父親當年隻身來台，而我成長過程也幾乎像獨子般自己照顧自己，兩個都獨立慣了的男人，說相依為命太濫情，總是吃著懷念的老菜色，卻又刻意迴避聊起往事。

只有那一回，飯後我突然跟父親要求：待會兒去永康街吧，我從沒看過你和老媽新婚時住過的老房子，想知道現在變什麼樣了？

我們在永康街的觀光客人潮中推推擠擠，一路走到了金華街口附近。父親停下步來四處打量了一陣，然後回我一句：找不到了。

那無奈的神情中還混帶了如釋重負，我看在眼裡，只能克制住進一步詢問的念頭，亦不再堅持逗留。

（手指鬆開滑鼠，讓電腦畫面暫停在永康街與舊時寶宮戲院的交口。記憶定格。）

那日之後，我常有種感覺，再怎麼遷徙搬移，父母的某一部分，彷彿都仍遺留在永康街，鎖在那間已不存在的屋裡。

後來的他們，都只能帶著不完整的自己，繼續著婚姻與為人父母所指定的人生。

（上）

（本文刊於2022/01/23聯合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