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俗「十三恐懼症」，意謂「十三」不吉、邪惡、混亂；喜慶、樓層、公車路線多迴避；台灣西化後亦隨之。我並無此懼，但九○年代個人較特殊的兩件事竟都源自「十三」：其一是「1月13日蔣經國去世」，其二是「第十三屆時報文學獎」（也與蔣經國有關）。

1988年1月報禁開放，《中國時報》是當時第一大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命我接副刊組主任兼〈人間副刊〉主編；指示我「副刊要反映現實，少登那些讀者看不懂的理論文章」。接任兩週，1月13日蔣經國去世，副刊也需「反映現實」，請編輯分頭採訪作家發表感言，並請海內外名家撰寫悼文，連續幾天版面都是對小蔣總統之逝的哀思。

「1月13日」結束了蔣家兩代在台灣的統治，李登輝就任第一個台灣人總統，醞釀政治體制改革，民間也開始眾聲喧譁，〈人間副刊〉先後發表雷震獄中家書，殷海光日記，孫立人回憶錄……大多是蔣中正時代的政治受難者。（尤其孫立人，因「兵變案」被軟禁三十多年，李登輝解除他的軟禁後，我帶著余先生致贈的五十萬慰問禮金，去台中市向上路一段十八號拜訪他並商洽回憶錄發表之事，他顫抖著手，蠕動著嘴，低頭淌淚，難以言語。）

如此喧譁到1990馬年，3月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學運」有如怒馬嘶鳴，台灣複製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的狂飆，將兩蔣年代的冷肅拋向九霄雲外──誰料蔣經國「1月13日」逝後兩年幽魂猶在，「第十三屆時報文學獎」戲劇獎演出戛然而止 ……

三月春雨，我的兒子在廣場

「野百合學運」時，吾兒大四下學期，每天與同學去中正廟廣場，幫忙發傳單，維持秩序，收拾垃圾，靜觀「學運明星」面對鏡頭搖旗吶喊。晚上我從〈人間副刊〉下班趕過去，只見那支野百合迎空矗立，廣場暗影幢幢人頭攢動，看不到吾兒身影。春雨迷濛之中，偶見他高大的身影拉著繩索或拿著垃圾袋……有次回家洗澡換衣服，他興奮地說，在廣場靜坐時巧遇以前送他小狗的國小同學，兩人聊得好窩心。另一次回家則怒氣沖沖，說有人受託去買便當，收了二萬多元竟一去不回；「哼，這種人也配來廣場！」於是我又捐些錢資助他們……

那是解嚴後最受海內外矚目的民主盛會，熱血青年都以抗議「萬年國會」為榮。廣場出現了可口的「民主香腸」，也出現了招搖撞騙的「民主敗類」……吾兒讀社會系，在廣場學了許多異於課堂的功課，認識了一些「職業運動家」，也認清了「政治人物早上肯定晚上否定」的嘴臉……5月他又回到人潮漸稀的廣場，四天沒回家也沒打一次電話，我下班後去廣場，依然細雨迷濛，野百合花瓣不見蹤影，骨幹更形孤獨……母親節那天，我以另一筆名在〈人間副刊〉發表〈我的兒子在廣場──母親節給阿成的一封信〉，敘述3月至5月的所見所思，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在這個九○年代的第一個母親節，我要鄭重地告訴你：

不管你將來從事什麼工作或運動，只要合於公理、正義的，你都該抱著「寧負父母、不負天下」的勇氣，努力去做有益於人、有益於社會的事，不要為我擔心。你的母親，從來就不以吃苦為苦。──

我雖「不以吃苦為苦」， 屬馬的吾兒卻被怒馬踢了一腳，嘗到「學運苦果」。那段期間，他較少到校，不知期末考軍訓課考試改期，返校後要求補考，卻遭不滿學運的軍訓教官拒絕。既然「缺考」，軍訓教官理所當然送吾兒一顆鴨蛋，讓他延畢一年──為了那顆（科）軍訓鴨蛋，我必須多繳兩學期學費。

半年之後，屬猴的我因〈是誰殺了╳╳╳〉離開〈人間副刊〉；也算被怒馬踢了一腳。

十二月冬風，我離開〈人間副刊〉

1990年10月2日是《中國時報》創刊四十週年，各單位從上半年就開始籌畫慶祝事宜。我邀了四十位大多四十歲或三十多歲的各行各業菁英，撰寫四十歲的心情或夢想，7月開始於〈人間副刊〉推出「四十歲的心情」專欄，9月30日集結出版。另編一本《時報文學獎史料索引—1978第一屆至1989第十二屆》；兩書均做為創刊四十年酒會及「第十三屆時報文學獎」贈獎典禮的贈禮。

遺憾的是，平路〈是誰殺了╳╳╳〉被余紀忠先生怒斥「根本不該得獎」，同獲戲劇獎的郭強生〈非關男女〉也受連累，不准發表與演出。──「戲劇獎」以這樣的悲劇落幕，過程也確實驚險如一齣戲。

「時報文學獎」曾造就很多文壇新人（如今大多卓然成家），獎項也經過多階段變化。第一屆只有小說、報導文學。第二屆增設散文、敘事詩。第六屆之後停辦報導文學，敘事詩改為新詩。第七屆之後增設科幻小說。第十屆增設中篇小說（只辦一屆），第十一屆增設推理小說（只辦一屆）。第十二屆只餘小說、散文、新詩。1990年「第十三屆」增設「戲劇獎」則是研究戲劇的焦桐所提議；當時他是副刊組副主任，1980年也曾獲第三屆敘事詩優等獎。

「戲劇獎」只取一名，獎金五十萬，並在文學獎贈獎典禮演出，確是創舉。因需事先排練，徵文辦法提前公布，也提前截止收件進行評審作業。我當時需參加社內各種創刊四十年的慶祝籌備會議及調度副刊版面，「戲劇獎」作業流程請焦桐全權負責。7月下旬，決審會議結束請評審吃過晚餐，焦桐回到辦公室報告評審結果：平路〈是誰殺了╳╳╳〉與郭強生〈非關男女〉合得首獎，獎金平分，各得廿五萬……

「那不就要演兩齣戲？」我立刻想到增加經費與場地的問題。

焦桐苦笑了一下，拿出一份影印稿走到我桌邊，把〈是誰殺了╳╳╳〉放在我桌上。

「季公，」他也以總編輯黃肇松替我取的綽號稱呼我：「這篇稿子寫到蔣經國與章亞若，可能有問題，妳先看一看。」

「哦，《蔣經國與章亞若》？周玉蔻寫的那個八卦啊，《聯合報》連載那一陣好轟動。」（註：1989.11.15-1990.1.11）

「平路是有引用《蔣經國與章亞若》的故事，但劇本戲中有戲，還穿插了女主角與導演外遇懷孕墮胎的情節……」

平路劇本的篇名雖以╳╳╳取代章亞若，內文則有「《蔣經國與章亞若》，九十頁。」之句，以示其劇作內容確有所本。蔣介石，蔣經國，蔣方良，贛州，桂林，章亞若（及其私稱「慧雲」），章孝嚴等等，也都原姓原名上場……《聯合報》連載《蔣經國與章亞若》，確實吸引讀者增加銷路，但我了解余先生很敬重蔣經國，不可能認同〈是誰殺了╳╳╳〉的內容，請焦桐打電話給平路，一是恭喜她得獎，二是在不影響其訴求重點的原則下，請她同意蔣家與章家相關人物的真名及背景稍做修改……然而平路的答覆是不能修改，必須保留所有原名原景……我尊重平路的決定，卻也承擔不起〈是誰殺了╳╳╳〉這個大哉問，只好請示總編輯黃肇松；他看過稿子也難以決定，不得不轉請余先生定奪……

兩天之後晚間8點多，余先生祕書陳小姐囑我去報社隔壁的余先生家。「董事長有事找妳。」她客氣地說。

「這種稿子根本不該得獎，」八十歲的余先生坐在書房大書桌後，拿著〈是誰殺了╳╳╳〉的影印稿在桌面猛敲三下，聲色俱厲地怒斥我：「這種稿子，妳沒先看一下嗎？妳應該把它拿下來，怎麼還能讓它得獎？」

是的，我確實沒先看過〈是誰殺了╳╳╳〉。文學獎分初審、複審、決審，一向尊重評審委員的意見。姚一葦、楊世彭、胡耀恆等決審委員俱為戲劇界名家，也許也看過《聯合報》的《蔣經國與章亞若》，認為言論尺度較保守的《聯合報》都敢登，較開放的《中國時報》跟進也不成問題。──平路大概也這樣想才寫了那部劇本吧？

但我站在書桌前不敢有一句辯解。任何《中國時報》系員工，高至社長、總編輯、總經理，被余先生訓斥也都不敢辯解的；何況我只是主任兼主編？

「再怎麼說，經國先生對台灣還是有貢獻的，章孝嚴兄弟也很爭氣，」余先生放鬆身子靠著椅背，「聽說章孝嚴最近就要升外交部政務次長了，我們報紙怎麼能登這種惹事生非的東西？……」余先生的語氣稍微緩和了：「這樣吧，獎金照發，但是不准演出，也不准發表，曉得吧？」

他做了結論，我也做了決定：「余先生，對不起，這件事我沒處理好，我……」

「現在不行，」余先生右手一揮，把我正要出口的「辭職」兩字給堵住，再度聲色俱厲地說，「現在要先把社慶的事情做好，等社慶過了再說……」

社慶過後不久，「第十三屆時報文學獎」贈獎典禮也在缺憾中結束。11月19日，九十歲的孫立人去世，預定12月7日於台中舉行告別式。12月7日，恰是我離開〈人間副刊〉轉任《中國時報》主筆的第二天，黃總編輯在一家西餐廳請吃中飯，算是餞行。我匆匆吃過，趕搭汽車去台中殯儀館送別孫立人，見到他的男女部屬（包括薇薇夫人）哭紅了眼。──據說他彌留之際仍掛心「兵變案」；斷斷續續說了五個字：「我、是、冤、枉、的……」

2016年5月10日，平路在《聯合報》副刊「我們這一代」專輯（四年級之五）發表〈不要溫馴地走入那良夜〉，對1990年的「戲劇獎」有另一角度的回顧：

──老先生請我體諒，他有苦衷，「中常會」裡他是少數，守舊派等著抓他的把柄，層峰處他剛被參一本。我闖了禍，我的文字總給他找來麻煩。在他口中，這次禍可能不小，只因為我寫出蔣經國不為人知的事蹟，那部〈是誰殺了╳╳╳〉的劇本，且被評審們選為首獎。──

平路創作〈是誰殺了╳╳╳〉時，也許預料「闖禍」，在第一幕記者會埋伏兩句對白：

──記者丁：「我們很關心，這齣戲將來可不可能被禁演？」

導演：「那個充滿禁忌的年代，總算過去了，」（頓了一頓）「不是嗎？」──

然而，她在1990年春初藉著記者丁提出的疑問，在那年秋末的「戲劇獎」不幸成真；導演的回答則仍是一句虛假的台詞。

怒馬奔來之後是羊年……一年又一年，禁忌漸行漸遠。

跨過九○年代進入新世紀，我們的寫作已是百無禁忌。

             （本文刊於2017/03/20自由時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