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向陽在花蓮石梯坪海岸。右圖：方梓在開往花蓮的麗娜輪上。

(圖／向陽、方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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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個禮拜，我們談童年、成長、旅行、書寫與閱讀，有相異之處，也有疊合之處。我們從不同的方向出發，逐漸走向同一個聚合之點，在人生的汪洋之中，終於找到一座相會的島嶼。

但我們還是保有自己的興趣、喜好和個性，以各自獨立的生命同行於有起有伏的路途上。我的天性樂觀，看待人間事務通常朝正面的方向思考，但也因此相對有些反應遲鈍，不夠敏感；加上來自山村，生性笨拙，不知察言觀色，總是率性而行，在無意之間容易得罪他人而不自知。我記得小時候在鄉下，都是赤腳走路，走到腳底生出一層厚繭，即使冬天被石礫割裂了，也不覺得痛，這大概也和我的個性吻合吧。

這樣的個性，也有好處，至少從此時來看是如此。樂觀，使我即使在人最低潮的階段也一樣展現笑容，不被低潮的情緒所影響。

三十九歲時，我服務的報社垮了，我人生中最黃金的時光因此中斷，一切必須從頭來過，再從基層爬起。比起其他同事我算幸運，考上了政大新聞系博士班，有了暫棲之處，但從報社總主筆到學院的博士生，這身分的變化何其之大？接著，博士班要求博士生前兩年不得帶職進修，兩年間我沒有薪資收入，家庭開銷須仰賴於你，還有高額房貸待繳，只好以兼任講師的方式南來北往於台中台北，東奔西走於淡水、新莊、木柵之間上課，有時是學生、有時是老師；博士班的課業極重，也常常邊開車邊吃麵包，或者邊打盹……。

樂觀，讓我走過了這樣壓力重重、困頓艱難的人生階段。寒冬路上的石礫，劃破了我的腳底流出了血，但我沒有停下來，因為我的腳繭夠厚，我知道它還受得了，可以讓我走出寒夜，看到曙光。

／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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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學賦予自身無限的目標，過分野心的構思在許多領域裡可能遭到反對，但在文學中卻不會，只有我們立下難以估量的目標，遠超過實現的希望，文學才能繼續存活下去。」卡爾維諾這段話很可以說明你對文學的心志，或者，也是很多作家寫作的動力。

作為詩人的妻子，我常被問到跟詩人生活是否很浪漫（相信很多詩人的妻都被問過）？其實，年輕時我便知道你對文學的專注和社會的關懷，也因此顯現你在其它方面的確很遲鈍（我早早學會務實，情詩的雋永只會留在詩集和歌曲中）。你對文學之路充滿浪漫、熱情，所以不斷「立下難以估量的目標」，所以，你不斷往前衝；我則緩慢且步步為營。

你也是淡泊的，功名利祿不如一行詩，食衣住行根本不在乎，品味完全展現在那些蒐藏多年破舊的書和資料；個性和生活風格十分迥異的我們，必然歷經風雨，多年的修煉和磨合確實找到彼此相容的人生哲學，以及一座相融的島嶼。

／方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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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引卡爾維諾的話，我深有同感。文學的迷人在此，但它同時也讓我（以及眾多以文學為志業的人）因而陷入必須不斷推石上山的困局。與其說這是「野心」，毋寧說這是必須不斷超越自我的煎熬。

年輕時我以台語詩和十行詩建立自己的特色，這兩種嘗試在那個年代都不是詩壇主流，台語詩還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禁忌，我堅持創作，也不在意這樣非主流的寫作是否會被接受。中年之後，我開始嘗試進一步的自我超越，經由媒體經驗，我嘗試讓自己的詩作和日常社會對話，因此有了表現解嚴後台灣變遷的詩集《亂》的完成。現在我已望六，仍在琢磨如何繼續挑戰自我，寫出我對新世紀台灣的銘刻。我的希望是，有一天我終於能夠以我的詩為台灣的歷史提供文學的想像。

也因為這樣，我拙於生活，我對食衣住行就缺乏「野心」，吃得簡單、穿得素樸，書房比餐廳、客廳、臥房還重要。破舊的舊書、殘破的史料和文史書籍充斥屋內──幸虧有妳，讓我不必思考吃什麼、穿什麼、去哪裡的問題，而能健康愉悅，這使我天性中的樂觀因此更加無藥可救。

／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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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精於生活，應該說我更喜歡尋找生活中的種種樂趣，就如班雅明認為「文人在街頭融入他身處的社會是這樣的：在街上，他為下一個事故、妙語或謠傳做好準備……在街上他自己投閒置散的時間在眾人面前展示，變為他工作時間的一部分。」

雖然我並不是如波特萊爾那樣的漫遊者，生活卻是我寫作的一種滋養；不管是餐館、咖啡廳的飲食，或是田野、公園的野花野菜，都是我「寫作時間」的一部分。我把城市當成一座田園，把行道樹看成一片森林，樹木花草便會對我回望，我樂於成為植物的言說者。

其實，我並不喜歡「掌控」你生活的碎瑣，掌控的同時便也被困住，猶如攜著稚兒，動彈不得，就像雖然遷居郊區，但我不敢過度依賴你當車夫，以免跛行受困。所幸，我們都算自由，自由的心靈、自由的空間，自在的生活、寫作。

年歲漸增，身心難免乏力，寫作的動力相對銳減，希冀如安妮．普露（Edna Annie Proulx）五十九歲寫出《真情快遞》，六十四歲創作《斷背山》；過了中年不是寫作的凋萎期，而是穩健成熟。

／方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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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生命的意義在哪裡？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每天醒過來都是嶄新的一天，可以微笑地告訴自己，美好的一天又開始了，喜歡做的事又接踵而來了，這就是一種幸福；而我在閱讀、書寫之間逐步建構一座夢想城堡，能夠為我喜愛的土地多寫一首詩，能夠在書寫中表現我存活的年代，那就是生命意義的所在了。

我羨慕妳的生活態度，妳在生活中尋找生活的樂趣，妳閱讀自然、閱讀社會，也閱讀生命中的每個階段。妳的觀察力敏銳入微，這使妳的小說在細節描繪上特別動人，在人物的勾繪上特別生動活潑。讀妳寫的植物、野菜，都融入了女性特有的思維。這是我所難以企及的，妳常說我不是善於說故事的人，呵呵，的確是這樣──可是妳也要小心，說不準哪一天我會寫一本小說來跟你拚個高下。

我們都已過了知命之年，就要耳順了。人生經歷和生活經驗大約都已來到一個崁站，既然都走上了文學之路，就得繼續書寫下去，直到無法動筆為止。那就繼續吧，分頭書寫各自的書寫，在文學路上並肩前進！

／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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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和小說家確實不同，但我得承認不會說故事的詩人當然也可以是極優秀的小說家，擅於說故事的小說家也可以是極具天分的詩人（黃春明老師已證明了。擅於說故事怎麼讓我想起袁哲生？）

「詩人享有隨時是自己又是別人這種無可比擬的特權。像一個在找尋軀體的靈魂一樣，他隨時可以走進另一個人的體內。對他來說什麼都是門戶大開的。」這不是我說的，這波特萊爾對身為詩人的自信。對於什麼都是門戶大開的人，不管是小說或詩，還有什麼不能寫？

故事情節不是小說唯一或必備的要件，如法國新小說如霍格里耶。所以，我從不擔心你會不會寫小說，何況，我知道你有太多事想要做，你想過做木匠，也懸念著繼續刻版畫，還有台灣史詩的夢，還有……。

人生苦短，我想的還是輕鬆的事；還有多少城市沒有踩踏？還有多少山海沒有看過？還有多少花樹、野草野菜沒有認識？還有多少食物沒有嘗過？還有這麼多有趣無趣的事物等著我們。來自不同方向何妨？人生不同調又何妨？至少，我們都寫作，寫這塊土地。

／方梓

【2014/03/31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