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5-17 14:33:28仲冬
Ethnography研究法(4)
（四）結果
結果來自所搜集的資料及研究日記。個人保持的研究日記非常重
要，隨著社會化的進展研究者會漸漸對新經驗失去敏感度，也會改變
觀點，所以研究者要隨時保持記研究日誌的習慣。研究日記的內容包
括個人對研究訪問及被研究者的印象感覺、意外的新發現、突然的瞭
解領悟、新的研究點子或改變…甚至在撰寫報告的時候我依然維持記
錄新發現的概念及新浮現的主題。憑良心說在從事這份研究特別在最
後階段我幾乎是完全浸淫在資料及問題中，一有所得必定立即記錄。
每個研究者都盼望在他所搜集的事實及資料後面會有更重要及更
有意義的連接存在，也都希望資料經過思考整理的過程能出現意義並
可以被綜合概化成理論。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初始的假設、命題、經
驗的觀察及理論概念不斷互動，也就是在這樣的互動中原創力得以展
現，創見得以發生。
結果是慢慢浮現的，資料經過概念化的過程綜合而成主題，小型
的主題再漸漸匯聚成概括更廣層次更高的主題，循序漸上而得到最後
的結論。總和而言結果來自登錄的資料、修改過的假設、及「例外」
（exceptions）。主題浮現的過程可能直接來自登錄的資料、或資料
經過探討檢視後的分析性推論。登錄後的資料有的看去呼之欲出好似
在等待命名，有的相當隱晦必須經過仔細思考反覆推敲，才能明瞭是
怎麼一回事。例如進入護校的原因有的是順從父母的意志，有的是要
脫離父母的控制；有的是因為順從傳統的女性職業，有的是嚮往新穎
時髦的工作，因而可以以「從眾」與「叛逆」兩個極端類別解釋其行
為。而婚姻選擇就沒有這麼容易了，有的婚姻被父母否決，年輕人一
定得等待父母首肯，沒有人願意完全不顧父母的態度逕行我行我素。
父母及女兒展開一場耐心競賽，在研究訪問的時候還有情侶在痛苦等
待。經過比對推敲我的結論是父母對女兒的婚姻選擇，要比對她的職
業選擇堅持，而相對於職業女兒對婚姻所享有的自由也比較少。也就
是說在父母眼中女兒的職業不如她的婚姻重要。
有時結論來自修改過的假設，比方說假設是︰護士比一般工作的
女孩有較多的社交自由而且嫁給醫生的也比較多，結果仔細比對已婚
的婚姻對象、未婚者的交友經驗及護士們說的話都顯示︰嫁給醫生及
有醫生男友的幾乎都是大學護士，而且大多在醫學院同學時就已經認
識交往。有些職業護士進修的目的是為了嫁好一點，有人說︰「誰會
看上我們職業護士」。因此我們知道臨床上的浪漫愛情故事其實不多
，而且婚姻及戀愛對象的選擇也受社會地位影響。
另外一個例子是假設中大學護士應當是最愉快的，但是資料顯示
最愉快滿足的卻是職業護士，此一發現導致一系列對工作內容、未來
發展、工作態度及期待等的搜尋，結果歸納成︰「護理雖然是女性佔
優勢的專業，但是並未善待女性」，及「護理不但是女性專業還是年
輕女性的工作」等經過由修正過的假設而得到的結論。（詳情請參見
原作）。
有的結果來自「例外」，例如兩個職業護士的男友是實習醫師，
此一現象與我們前面所說的主題「有醫生丈夫及男友的都是大學護士
」相違背，但是經過重新仔細檢視發現，兩者的關係發展都不順利，
一個還被對方母親否決。相反的例子有時會訴說更多的訊息，所有醫
學生與大學護士的順利愛情故事，不及一個大學護士與同學的公衛學
生之戀愛遭到全家反對，更有力說明醫生比較容易得到家庭認可，這
相當與否證主義者利用一個案例（一隻黑天鵝的出現）來推翻演繹假
設（所有天鵝都是白的）。家人反對本個案與該男友交往的理由是︰
「他不會有出息」。
「感覺不對」「不合常理」是另一個問題發展的管道，比方說︰
所有護士在回答對丈夫的感覺時都說︰「還好啦！」「不錯啦！」「
他雖然不是一個好情人，但是是個好丈夫」，包括那些自己認識戀愛
的夫婦，這樣的回答可能由於中國人在談論個人感情時的含蓄，也可
能由於對婚姻的低期待。另一個由問題引導思考及追尋的例子，是比
較有社交自由的大學護士對欠缺社交自由的抱怨最多。
在分析的過程中，不等最後結果出來，我就不停的寫階段報告，
這些報告幫助我邏輯並且系統思考。第一版的報告幾乎完全是︰問題
、指標、及結果，外加上一些案例。然後隨著主題的浮現，每個主題
之下的章節及例子又經過重新改寫，當更有組織及更高層級的主題出
現，我又再度重新組合改寫。最後大主題成為章名，小主題成為節名
。
除了佈局，撰寫的風格也有改變，從一個客觀的科學報告形式變
成一種比較人性化的寫法。Ann Oakley 曾批判過傳統研究報告忽略研
究者的社會及個人特性、被研究者的感覺、研究中間的互動…。在這
份報告中我盡其可能的矯正這樣的錯誤，將我的研究過程、改變、困
難、快樂、甚至痛苦都寫了進去，希望後來的研究者可以分享也得到
借鏡。
（五）討論
本研究可能會受到批評的是沒有使用統計樣本。對這樣的批評，
我的回答是︰首先本研究針對的是一個行為規範（norm）的問題，不
是在這個社會中多少人履行此行為規範的問題。Mead（1951 ，此處根
據 Honignman 1989:84 引述）曾說：如果想要研究一種語言的文法結
構，我們只要對幾個報告者（informants，也就是使用這種語言的人
）搜集必要的相關資料就行了。但是如果想知道多少人使用某些語法
或語彙，那才需要更廣大的樣本。因為本研究中搜尋的是兩性行為的
常模（行為規範），情形就像 Mead 所說的語言的規範（文法結構）
，所以大樣本並不是必須的。
另外在此研究中我們讓受訪者兼任「報告人」（Informants）及
被研究對象，讓他們不只談論她們自己，而且也經由她們的口中得知
她們看見、體認到、經歷到的世界。也就是說她們報告的不只是她們
自己的經驗，還有她們對其世界的描繪。
在登錄時（coding）我也使用了計數（counting），不過要提醒
讀者的是，當我綜合整理資料時，統合的是「資料」及「概念」（co
ncepts）而不是「樣本」（sample）。同時我也不打算做任何量的推
論。
綜合上述，我願意引述 Macintyre 的話：「雖然使用的是質性研
究中的人類學方法，並不表示我們的分析基本上與統計處理者的地位
不同，也不表示我們的研究只是描述性（discriptive）而非解釋性的
（explainary）」（1979:767）
當然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是十全十美的，我所採取的只是在特有狀
況、問題、時間、人力、物力、以及各種條件下，自認比較適當的方
法。非常感謝幼慧的熱切及緊迫盯人，能讓這篇稿子出來，也讓我再
度重溫數年前的舊夢。
參考資料:
潘英海（1994），文化識盲與文化糾結︰本土田野研究工作者的「文
化」問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與前瞻」
第二次討論會質化研究、次級分析與綜合方法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
研究所
蔣斌（1994）人類學反省式民族誌發展的學術史脈絡，中央研究院民
族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與前瞻」第二次討論會質化研究、
次級分析與綜合方法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Agar, Michael H, (1980)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An Inform
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
ress
Bilton T, Bonnett K, Jones P, Stanworth M, sheard K, Webster
A, (1985) Introductory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
on LTD
Burgess R, (1989) Field Research Sourcebook and Field Manual
, London: Unwin Hyman
Cuff E C, Sharrock W W, & Francis D W, (1990)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London: Unwin Hyman
Becker H & Geer B, (1989) Participamt Observation: the Analy
sis of Qualitative Data, in Burgess R (ed), op. cit.
Dey I, (1993)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User-friendly Gui
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London and New Nork: Routledge
Glaser B G, (1965)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
ative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Vol 12, p.436-445.
Hammersley M and Atkinso P, (1990) Ethnography Princinple in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onignman J J, (1989) Sampling i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Burgess R (ed), op. cit.
Layder D, (1993) New Strategies in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
e: Polity Press
Marshall, C and Rossman G B, (1989)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
search, London: Sage
Mead M, (1951)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in Guetzko
w H (ed) Group, Leadership and Man, Carnegie Press: Chicago
Stacey M,(1982) Method of Social Research, Oxford: Pergamon
Zeldith J M, (1989)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Field St
udies, in Burgess R (ed), op. cit.
結果來自所搜集的資料及研究日記。個人保持的研究日記非常重
要，隨著社會化的進展研究者會漸漸對新經驗失去敏感度，也會改變
觀點，所以研究者要隨時保持記研究日誌的習慣。研究日記的內容包
括個人對研究訪問及被研究者的印象感覺、意外的新發現、突然的瞭
解領悟、新的研究點子或改變…甚至在撰寫報告的時候我依然維持記
錄新發現的概念及新浮現的主題。憑良心說在從事這份研究特別在最
後階段我幾乎是完全浸淫在資料及問題中，一有所得必定立即記錄。
每個研究者都盼望在他所搜集的事實及資料後面會有更重要及更
有意義的連接存在，也都希望資料經過思考整理的過程能出現意義並
可以被綜合概化成理論。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初始的假設、命題、經
驗的觀察及理論概念不斷互動，也就是在這樣的互動中原創力得以展
現，創見得以發生。
結果是慢慢浮現的，資料經過概念化的過程綜合而成主題，小型
的主題再漸漸匯聚成概括更廣層次更高的主題，循序漸上而得到最後
的結論。總和而言結果來自登錄的資料、修改過的假設、及「例外」
（exceptions）。主題浮現的過程可能直接來自登錄的資料、或資料
經過探討檢視後的分析性推論。登錄後的資料有的看去呼之欲出好似
在等待命名，有的相當隱晦必須經過仔細思考反覆推敲，才能明瞭是
怎麼一回事。例如進入護校的原因有的是順從父母的意志，有的是要
脫離父母的控制；有的是因為順從傳統的女性職業，有的是嚮往新穎
時髦的工作，因而可以以「從眾」與「叛逆」兩個極端類別解釋其行
為。而婚姻選擇就沒有這麼容易了，有的婚姻被父母否決，年輕人一
定得等待父母首肯，沒有人願意完全不顧父母的態度逕行我行我素。
父母及女兒展開一場耐心競賽，在研究訪問的時候還有情侶在痛苦等
待。經過比對推敲我的結論是父母對女兒的婚姻選擇，要比對她的職
業選擇堅持，而相對於職業女兒對婚姻所享有的自由也比較少。也就
是說在父母眼中女兒的職業不如她的婚姻重要。
有時結論來自修改過的假設，比方說假設是︰護士比一般工作的
女孩有較多的社交自由而且嫁給醫生的也比較多，結果仔細比對已婚
的婚姻對象、未婚者的交友經驗及護士們說的話都顯示︰嫁給醫生及
有醫生男友的幾乎都是大學護士，而且大多在醫學院同學時就已經認
識交往。有些職業護士進修的目的是為了嫁好一點，有人說︰「誰會
看上我們職業護士」。因此我們知道臨床上的浪漫愛情故事其實不多
，而且婚姻及戀愛對象的選擇也受社會地位影響。
另外一個例子是假設中大學護士應當是最愉快的，但是資料顯示
最愉快滿足的卻是職業護士，此一發現導致一系列對工作內容、未來
發展、工作態度及期待等的搜尋，結果歸納成︰「護理雖然是女性佔
優勢的專業，但是並未善待女性」，及「護理不但是女性專業還是年
輕女性的工作」等經過由修正過的假設而得到的結論。（詳情請參見
原作）。
有的結果來自「例外」，例如兩個職業護士的男友是實習醫師，
此一現象與我們前面所說的主題「有醫生丈夫及男友的都是大學護士
」相違背，但是經過重新仔細檢視發現，兩者的關係發展都不順利，
一個還被對方母親否決。相反的例子有時會訴說更多的訊息，所有醫
學生與大學護士的順利愛情故事，不及一個大學護士與同學的公衛學
生之戀愛遭到全家反對，更有力說明醫生比較容易得到家庭認可，這
相當與否證主義者利用一個案例（一隻黑天鵝的出現）來推翻演繹假
設（所有天鵝都是白的）。家人反對本個案與該男友交往的理由是︰
「他不會有出息」。
「感覺不對」「不合常理」是另一個問題發展的管道，比方說︰
所有護士在回答對丈夫的感覺時都說︰「還好啦！」「不錯啦！」「
他雖然不是一個好情人，但是是個好丈夫」，包括那些自己認識戀愛
的夫婦，這樣的回答可能由於中國人在談論個人感情時的含蓄，也可
能由於對婚姻的低期待。另一個由問題引導思考及追尋的例子，是比
較有社交自由的大學護士對欠缺社交自由的抱怨最多。
在分析的過程中，不等最後結果出來，我就不停的寫階段報告，
這些報告幫助我邏輯並且系統思考。第一版的報告幾乎完全是︰問題
、指標、及結果，外加上一些案例。然後隨著主題的浮現，每個主題
之下的章節及例子又經過重新改寫，當更有組織及更高層級的主題出
現，我又再度重新組合改寫。最後大主題成為章名，小主題成為節名
。
除了佈局，撰寫的風格也有改變，從一個客觀的科學報告形式變
成一種比較人性化的寫法。Ann Oakley 曾批判過傳統研究報告忽略研
究者的社會及個人特性、被研究者的感覺、研究中間的互動…。在這
份報告中我盡其可能的矯正這樣的錯誤，將我的研究過程、改變、困
難、快樂、甚至痛苦都寫了進去，希望後來的研究者可以分享也得到
借鏡。
（五）討論
本研究可能會受到批評的是沒有使用統計樣本。對這樣的批評，
我的回答是︰首先本研究針對的是一個行為規範（norm）的問題，不
是在這個社會中多少人履行此行為規範的問題。Mead（1951 ，此處根
據 Honignman 1989:84 引述）曾說：如果想要研究一種語言的文法結
構，我們只要對幾個報告者（informants，也就是使用這種語言的人
）搜集必要的相關資料就行了。但是如果想知道多少人使用某些語法
或語彙，那才需要更廣大的樣本。因為本研究中搜尋的是兩性行為的
常模（行為規範），情形就像 Mead 所說的語言的規範（文法結構）
，所以大樣本並不是必須的。
另外在此研究中我們讓受訪者兼任「報告人」（Informants）及
被研究對象，讓他們不只談論她們自己，而且也經由她們的口中得知
她們看見、體認到、經歷到的世界。也就是說她們報告的不只是她們
自己的經驗，還有她們對其世界的描繪。
在登錄時（coding）我也使用了計數（counting），不過要提醒
讀者的是，當我綜合整理資料時，統合的是「資料」及「概念」（co
ncepts）而不是「樣本」（sample）。同時我也不打算做任何量的推
論。
綜合上述，我願意引述 Macintyre 的話：「雖然使用的是質性研
究中的人類學方法，並不表示我們的分析基本上與統計處理者的地位
不同，也不表示我們的研究只是描述性（discriptive）而非解釋性的
（explainary）」（1979:767）
當然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是十全十美的，我所採取的只是在特有狀
況、問題、時間、人力、物力、以及各種條件下，自認比較適當的方
法。非常感謝幼慧的熱切及緊迫盯人，能讓這篇稿子出來，也讓我再
度重溫數年前的舊夢。
參考資料:
潘英海（1994），文化識盲與文化糾結︰本土田野研究工作者的「文
化」問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與前瞻」
第二次討論會質化研究、次級分析與綜合方法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
研究所
蔣斌（1994）人類學反省式民族誌發展的學術史脈絡，中央研究院民
族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與前瞻」第二次討論會質化研究、
次級分析與綜合方法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Agar, Michael H, (1980)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An Inform
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
ress
Bilton T, Bonnett K, Jones P, Stanworth M, sheard K, Webster
A, (1985) Introductory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
on LTD
Burgess R, (1989) Field Research Sourcebook and Field Manual
, London: Unwin Hyman
Cuff E C, Sharrock W W, & Francis D W, (1990)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London: Unwin Hyman
Becker H & Geer B, (1989) Participamt Observation: the Analy
sis of Qualitative Data, in Burgess R (ed), op. cit.
Dey I, (1993)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User-friendly Gui
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London and New Nork: Routledge
Glaser B G, (1965)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
ative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Vol 12, p.436-445.
Hammersley M and Atkinso P, (1990) Ethnography Princinple in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onignman J J, (1989) Sampling i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Burgess R (ed), op. cit.
Layder D, (1993) New Strategies in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
e: Polity Press
Marshall, C and Rossman G B, (1989)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
search, London: Sage
Mead M, (1951)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in Guetzko
w H (ed) Group, Leadership and Man, Carnegie Press: Chicago
Stacey M,(1982) Method of Social Research, Oxford: Pergamon
Zeldith J M, (1989)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Field St
udies, in Burgess R (ed), op. 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