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5-17 12:33:28仲冬
質與量社會研究的爭議(4)
量與質社會研究的爭議及科學方法的討論
社會研究法的爭議從社會學成立以來即不曾消失。首先實證主義者認為唯有經過實證主義法則驗證了的知識才是科學的、可信的。而質性研究因為不使用假設驗證的程序，所以被實證主義的研究者認為不科學。其次因為質性研究方法既不量化資料，又不用問卷量表、不計量、大多不以量的方式描述變項間的關係，所以也被實證研究者視為不精確。再者因為質性研究的樣本通常不大，而且幾乎不用統計，不做統計推論，甚至不用統計上代表性的樣本，這些完全與傳統實證主義研究不同，更難讓習慣實證主義研究者接受。另外還有因為質性研究僅僅將當事人主觀的經驗及感受披露出來，並加以描述解釋，加上七十年代後許多女性社會研究都使用質的方法去深入描寫女性幽微隱秘（‘invisible’）的生活經驗，於是尖刻激烈的批判者說:「這算什麼研究，簡直是老媽說故事」。
在實證主義的研究者眼裡質性研究不科學。而質性研究者，不但認為唯有以質的方法才能充分得到更接近事實真相的資料，而且他們也認為量的研究不科學。他們批評量性研究徒具科學的表象，事實上卻遺漏了重要的資料，錯失了事實的真相。爭議的重心既然是科學，那麼我們就來看看什麼是科學？到底如何才算科學？然後再來比對我們的研究方法是否合於這些要求。
對實在主義(realism)者而言，科學的本質即是求「真」，能追求掌握住「真」的即是科學。然而人的世界並非如此。不但人的「社會實在」沒有絕對的真，就連人造的科技產物也只有相對的「好」而沒有絕對的「真」可資追尋（Chalmers 1988:146）。因此科學及非科學的分際落在一種求知的態度上，如同Popper所言「科學是為了正確描述或說明世上某些行為而暫定的一套假設」。重點在「暫定」及「假設」上。因為是暫定的假設因此要隨時準備被推翻，所以Popper說︰「任何假設或假設系統能成為科學定率或理論，唯一需要滿足的基本條件是︰能被否證（Chalmers 1988: 39）。如果依據Popper的標準社會學並不科學，因為社會學未能產生出準確到足夠被否證的預測，其理論也沒有清晰的邏輯層次足以演繹出可被驗證測試的假設（Cuff et.al. 1990: 197）。
其實由於 1）觀察的結果受知識、經驗及期待的影響，觀察并不可靠。2）因為觀察對理論的依賴，觀察也不客觀（Chalmers 1988:22-34）。所以不但歸納無法結論出可靠的理論，否證也不能。近代科學史的研究發現，物理學的發展并未遵照Popper所主張的否證主義方法和邏輯，許多與觀察不相符的理論並未被拋棄（Chalmers 1988: 66），因此Chalmers（1980:XVI）在「什麼是科學」一書中結論︰一般相信的「科學乃經由觀察及實驗而來的確切知識」，以及「經由某些推論過程能衍生出可滋信賴的科學理論」的想法都有問題。事實上根本沒有方法可以證明一項理論是「正確的」或「近於正確的」。
Chalmers認為︰認定科學只有一種方式，而依此方式將各種學科劃分為科學或非科學是錯誤的。由於科學哲學家無法提供科學的確切標准。所以Chalmers主張每一學門應當依據其本身情況分析考量。以其目的、達到目的的方法及程度來評價其研究方法的適切性，並與達到相同目的的其他替代方法相互比較，以求得較好的方法。
倘若如此各種學科各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道路，那麼什麼才是社會學未來應走的方向和道路？以下是綜合相關的看法後所提出的建議。
社會研究未來的走向及出路問題.
科學走上經驗主義的道路是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之後的事，在Galileo之前的物理並沒有一定要實驗（Chalmers 1988:1）。至於社會學實證主義更是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後才開始通行。實證主義早期僅是一種針對自然界的知識理論，是有限的經驗理論，使用在社會科學上自然難免不足並受限於其意識形態。話雖如此卻也并非意味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完全無用。社會研究沒有必要因為物理學沒有完全遵循實證主義的道路，或實證主義的方法有缺失就完全放棄。譬如說在物理學界「歸納法」已經被Lakatos說成一種衰頹的綱領（Chalmers 1988:36），因為它已無法為物理學帶來新的研究興趣及發現。但是對於較新興的學科（如社會學）卻應仍有可能帶來驚人的發展，女性社會研究就是一個好例子。由於使用質性研究法使女性研究不但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學門，而且還成為顯學。不過話說回來，著重歸納的質性研究雖然豐富了社會研究的內容，其本身卻也有限制及缺點。除了前述之歸納的結果不能保證結論的正確之外，還有其他的疑點存在，譬如︰研究者是否真能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並自他們的觀點解釋事件?搜集來的資料如何恰當分析並歸納成理論？或是否能（應）歸納成理論？小樣本的代表性及綜合概化問題，以及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問題，等等。
除了以上所述的問題，質性研究本身還有一些矛盾有待解決。譬如質性研究主要的理論依據是現象學，但是事實上除了「掌握當事人主觀的意義」之外，質性社會研究並未真正遵循現象學方法。Schutz（1967:97）即曾說過︰「當我們研究社會世界時必需放棄現象學的途徑，因為我們的前題是相信此一‘社會實在’的存在」（Bryman 1992:52）。又如盡管互動學者否認「社會實在」的存在，質的研究者仍聲稱他們才能發掘更深更多的事實「真相」。
至與理論方面，科學研究不免要抽象及綜合概化成理論，社會學研究的目的即在找出一些常模。即使對主觀的個人主觀經驗，也必需求得主觀經驗間的共通性，或共有的主觀經驗（inter-subjectivity），這也與主張完全以個案報告方式呈現研究結果的學者意見不同。
社會學實證主義的研究者其實從來也不曾完全否定質性研究方法，不過傾向將它視為一種起始階段的探索性工具，其目的是為找尋未來測試的假設（Bryman 1992: 94）。在他們眼里倘若能利用質性方法搜集更豐富的資料歸納成為假設，而後加以驗證測試應當是最理想不過的了。質性研究回答的是「是什麼？」的問題，量性研究回答的是「有多少？」的問題。在知道了是什麼以後，我們才能回答有多少多大多強等的量性問題。在知道了有多少多大多強之後，我們才能掌握的更準確。質與量的研究各有不同的向度及貢獻，基本上並不互斥矛盾。
科學哲學及科學方法的討論使得實證主義有所修正，也拉近了質與量研究的距離。八十年代以後質與量的爭議漸平息，代之而起的是兼容并蓄統合納入兩者的聲音和做法。Rose （1982）將質的研究稱為理論建立的研究 （theory building），量的研究為理論測試的研究（theory testing）。理論的建立需要盡量廣泛無偏見的田野搜尋，理論的測試需要客觀精密的驗證，在社會研究上都是必需的。Layder（1993）所提倡的「新策略」（new strategies）就意在截取兩者之長，因果關係及個人意義兼顧，宏觀及微觀的研究聯合，亦即聯結Merton（1967）的middle-range theory （Bryman 1992:19）及Glaser & Strauss （1967）的grounded theory，合並使用質的資料搜集及量的測試方法在五個不同的社會生活層級（個人、活動、情景、脈絡、歷史）上做更全面的追求探索。
研究方法如同其他科學知識一樣也會隨著人類思考方式而改進，最終希望能借助研究發現來「改善我們的生活，滿足我們的求知欲及好奇心」。總之，不管對自然環境也好，對人類社會生活也好，當我們能瞭解的更深，應當即能做出更明智的判斷及決策，因此人類也會生活的更好。
References:
Bowen B. D., and H. F. Weisberg (1980) An Introduction to Data Analysis.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Bryman A. (1992)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ryman A., and Cramer D. (1990)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ampbell D. T. (1957)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Validity of Experiments in Social Setting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54, pp. 297-312
Chalmers A. F. (1988) What is the Thing Called Scienc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Cuff E. C., W. W. Sharrock and D. W. Francis (1990)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London: Unwin Hyman
Dey I. (1993)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laser B. G. and A. L.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Hammersley M. (1984) The Researcher Exposed: A Nature History, in R. G. Burgess (ed.) The Research Proces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Ten Case Studies. London: Falmer Press
Hammersley M. (1989) The Dilemma of Qualitative Method: Herbert Blumer and the Chicago Tra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arr* R. (1986) Ethogenics, in R. Harr* and R. Lamb, eds., The Dictionary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usserl E. (1927) Phenomenolog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n., pp. 699-702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Layder D. (1993) New Strategies in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claughlin E. (1991) Oppositional Poverty: The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Divide and Other Dichotomi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9, No 2
Merton R. K. (1967)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Popper K. R.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Rist R. C. (1977) On the Relations among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from Disdain to Detente.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8, No. 2, pp. 42-9
Rose G. (1982) Deciphering Social Research. London: Macmillan
Schutz A. (1964) Collected Paper II: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Tesch R.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ypes and Software Tools. New York, Philadelphia,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Thomas W. I. (1931) The Unjusted Girl. Boston: Little Brown
Turner B. A. (1988) Connoisseurship and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A. Bryman (ed.) Doing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eber M. (1947) A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Chicago: Free Press
中文參考資料:
孔恩：《必要的緊張關係》（程起銘譯）。台北︰結構群。民國78年
李明英：《科學社會學》台北︰桂冠，民國78年
何信全：《從古典到現代自由主義的過渡–穆勒》見葉啟政主編︰當代西方思想先河︰十九世紀思想家。台北︰正中，民國80年
庫柏主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上海︰譯文出版社。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1985) (Eds. A. and J. Cooper)
社會研究法的爭議從社會學成立以來即不曾消失。首先實證主義者認為唯有經過實證主義法則驗證了的知識才是科學的、可信的。而質性研究因為不使用假設驗證的程序，所以被實證主義的研究者認為不科學。其次因為質性研究方法既不量化資料，又不用問卷量表、不計量、大多不以量的方式描述變項間的關係，所以也被實證研究者視為不精確。再者因為質性研究的樣本通常不大，而且幾乎不用統計，不做統計推論，甚至不用統計上代表性的樣本，這些完全與傳統實證主義研究不同，更難讓習慣實證主義研究者接受。另外還有因為質性研究僅僅將當事人主觀的經驗及感受披露出來，並加以描述解釋，加上七十年代後許多女性社會研究都使用質的方法去深入描寫女性幽微隱秘（‘invisible’）的生活經驗，於是尖刻激烈的批判者說:「這算什麼研究，簡直是老媽說故事」。
在實證主義的研究者眼裡質性研究不科學。而質性研究者，不但認為唯有以質的方法才能充分得到更接近事實真相的資料，而且他們也認為量的研究不科學。他們批評量性研究徒具科學的表象，事實上卻遺漏了重要的資料，錯失了事實的真相。爭議的重心既然是科學，那麼我們就來看看什麼是科學？到底如何才算科學？然後再來比對我們的研究方法是否合於這些要求。
對實在主義(realism)者而言，科學的本質即是求「真」，能追求掌握住「真」的即是科學。然而人的世界並非如此。不但人的「社會實在」沒有絕對的真，就連人造的科技產物也只有相對的「好」而沒有絕對的「真」可資追尋（Chalmers 1988:146）。因此科學及非科學的分際落在一種求知的態度上，如同Popper所言「科學是為了正確描述或說明世上某些行為而暫定的一套假設」。重點在「暫定」及「假設」上。因為是暫定的假設因此要隨時準備被推翻，所以Popper說︰「任何假設或假設系統能成為科學定率或理論，唯一需要滿足的基本條件是︰能被否證（Chalmers 1988: 39）。如果依據Popper的標準社會學並不科學，因為社會學未能產生出準確到足夠被否證的預測，其理論也沒有清晰的邏輯層次足以演繹出可被驗證測試的假設（Cuff et.al. 1990: 197）。
其實由於 1）觀察的結果受知識、經驗及期待的影響，觀察并不可靠。2）因為觀察對理論的依賴，觀察也不客觀（Chalmers 1988:22-34）。所以不但歸納無法結論出可靠的理論，否證也不能。近代科學史的研究發現，物理學的發展并未遵照Popper所主張的否證主義方法和邏輯，許多與觀察不相符的理論並未被拋棄（Chalmers 1988: 66），因此Chalmers（1980:XVI）在「什麼是科學」一書中結論︰一般相信的「科學乃經由觀察及實驗而來的確切知識」，以及「經由某些推論過程能衍生出可滋信賴的科學理論」的想法都有問題。事實上根本沒有方法可以證明一項理論是「正確的」或「近於正確的」。
Chalmers認為︰認定科學只有一種方式，而依此方式將各種學科劃分為科學或非科學是錯誤的。由於科學哲學家無法提供科學的確切標准。所以Chalmers主張每一學門應當依據其本身情況分析考量。以其目的、達到目的的方法及程度來評價其研究方法的適切性，並與達到相同目的的其他替代方法相互比較，以求得較好的方法。
倘若如此各種學科各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道路，那麼什麼才是社會學未來應走的方向和道路？以下是綜合相關的看法後所提出的建議。
社會研究未來的走向及出路問題.
科學走上經驗主義的道路是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之後的事，在Galileo之前的物理並沒有一定要實驗（Chalmers 1988:1）。至於社會學實證主義更是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後才開始通行。實證主義早期僅是一種針對自然界的知識理論，是有限的經驗理論，使用在社會科學上自然難免不足並受限於其意識形態。話雖如此卻也并非意味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完全無用。社會研究沒有必要因為物理學沒有完全遵循實證主義的道路，或實證主義的方法有缺失就完全放棄。譬如說在物理學界「歸納法」已經被Lakatos說成一種衰頹的綱領（Chalmers 1988:36），因為它已無法為物理學帶來新的研究興趣及發現。但是對於較新興的學科（如社會學）卻應仍有可能帶來驚人的發展，女性社會研究就是一個好例子。由於使用質性研究法使女性研究不但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學門，而且還成為顯學。不過話說回來，著重歸納的質性研究雖然豐富了社會研究的內容，其本身卻也有限制及缺點。除了前述之歸納的結果不能保證結論的正確之外，還有其他的疑點存在，譬如︰研究者是否真能透過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並自他們的觀點解釋事件?搜集來的資料如何恰當分析並歸納成理論？或是否能（應）歸納成理論？小樣本的代表性及綜合概化問題，以及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問題，等等。
除了以上所述的問題，質性研究本身還有一些矛盾有待解決。譬如質性研究主要的理論依據是現象學，但是事實上除了「掌握當事人主觀的意義」之外，質性社會研究並未真正遵循現象學方法。Schutz（1967:97）即曾說過︰「當我們研究社會世界時必需放棄現象學的途徑，因為我們的前題是相信此一‘社會實在’的存在」（Bryman 1992:52）。又如盡管互動學者否認「社會實在」的存在，質的研究者仍聲稱他們才能發掘更深更多的事實「真相」。
至與理論方面，科學研究不免要抽象及綜合概化成理論，社會學研究的目的即在找出一些常模。即使對主觀的個人主觀經驗，也必需求得主觀經驗間的共通性，或共有的主觀經驗（inter-subjectivity），這也與主張完全以個案報告方式呈現研究結果的學者意見不同。
社會學實證主義的研究者其實從來也不曾完全否定質性研究方法，不過傾向將它視為一種起始階段的探索性工具，其目的是為找尋未來測試的假設（Bryman 1992: 94）。在他們眼里倘若能利用質性方法搜集更豐富的資料歸納成為假設，而後加以驗證測試應當是最理想不過的了。質性研究回答的是「是什麼？」的問題，量性研究回答的是「有多少？」的問題。在知道了是什麼以後，我們才能回答有多少多大多強等的量性問題。在知道了有多少多大多強之後，我們才能掌握的更準確。質與量的研究各有不同的向度及貢獻，基本上並不互斥矛盾。
科學哲學及科學方法的討論使得實證主義有所修正，也拉近了質與量研究的距離。八十年代以後質與量的爭議漸平息，代之而起的是兼容并蓄統合納入兩者的聲音和做法。Rose （1982）將質的研究稱為理論建立的研究 （theory building），量的研究為理論測試的研究（theory testing）。理論的建立需要盡量廣泛無偏見的田野搜尋，理論的測試需要客觀精密的驗證，在社會研究上都是必需的。Layder（1993）所提倡的「新策略」（new strategies）就意在截取兩者之長，因果關係及個人意義兼顧，宏觀及微觀的研究聯合，亦即聯結Merton（1967）的middle-range theory （Bryman 1992:19）及Glaser & Strauss （1967）的grounded theory，合並使用質的資料搜集及量的測試方法在五個不同的社會生活層級（個人、活動、情景、脈絡、歷史）上做更全面的追求探索。
研究方法如同其他科學知識一樣也會隨著人類思考方式而改進，最終希望能借助研究發現來「改善我們的生活，滿足我們的求知欲及好奇心」。總之，不管對自然環境也好，對人類社會生活也好，當我們能瞭解的更深，應當即能做出更明智的判斷及決策，因此人類也會生活的更好。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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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 R. (1986) Ethogenics, in R. Harr* and R. Lamb, eds., The Dictionary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usserl E. (1927) Phenomenolog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n., pp. 699-702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Layder D. (1993) New Strategies in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claughlin E. (1991) Oppositional Poverty: The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Divide and Other Dichotomi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9, No 2
Merton R. K. (1967)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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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t R. C. (1977) On the Relations among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from Disdain to Detente.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8, No. 2, pp. 42-9
Rose G. (1982) Deciphering Social Research. London: Macmillan
Schutz A. (1964) Collected Paper II: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Tesch R.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ypes and Software Tools. New York, Philadelphia,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Thomas W. I. (1931) The Unjusted Girl. Boston: Little Brown
Turner B. A. (1988) Connoisseurship and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A. Bryman (ed.) Doing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eber M. (1947) A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Chicago: Free Press
中文參考資料:
孔恩：《必要的緊張關係》（程起銘譯）。台北︰結構群。民國78年
李明英：《科學社會學》台北︰桂冠，民國78年
何信全：《從古典到現代自由主義的過渡–穆勒》見葉啟政主編︰當代西方思想先河︰十九世紀思想家。台北︰正中，民國80年
庫柏主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上海︰譯文出版社。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1985) (Eds. A. and J. Coo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