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5-11 08:34:31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哈维尔对中国人说了什么？
（墨尔本）阿木
我读书不多，外国书读得尤其少，以至于说话写文章有一个习惯，就是能用中国人中国事说明问题的，决不用外国人外国事来说明。除非不能。
直到去年十一月，墨尔本的独立中文笔会邀请台湾作家龙应台来演讲，结束时龙女士引用了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的两段英文名言，并作了精当的翻译。结果第一个提问者就发难，“既然你演讲的题目是《华文世界的理解与误解》，中华文化如此博大精深，有好多名人名言，你为什么要用英文，用两个外国人的话来结束演讲？”（大意）龙女士笑着反问，“为什么非是中国的东西不可？我们现在讲的是全球意识，你怎么能说中国的东西就一定比埃及或印度的东西更了不起呢？”
这给我启发。都E时代了，世贸、世卫、世行、联合国、全球性反恐维和，还有国际笔会，世界华文协会。。。如果外国的人或事对我们中国人更有启发更有帮助，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近日读哈维尔的书《无权力者的权力》，觉得他的有些话确实比我们中国人说得好，而且好象更是针对我们——当代的中国人说的，所以搬过来大家听听。
哈维尔何许人也？捷克剧作家，异议人士，参与起草《七七宪章》，多次入狱，１９８９年“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１９９０－１９９２），两任捷克共和国总统（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对哈维尔来说，他的跌宕经历，他的辉煌头衔并不重要，他的价值是他的思想。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哈维尔不同于许多极权国家的反抗者、异议人士，早期他反对组织反对党，反对提出政治纲领。他的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写剧本，写荒诞主义的戏剧，因为在哈维尔看来，他当时所处的社会是应该被称为后极权主义的荒诞社会。
所谓后极权主义，学者的说法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前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当权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但制度还大体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当权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民主法制，在消费主义日趋盛行的同时，腐败也日益严重。不过社会仍同过去一样冷漠，一样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思想家的哈维尔一语道破，一针见血。
哈维尔眼中的后极权社会是一个完全荒诞的社会。假如要给这个荒诞社会画像，那它就是个无姓名无面目无个性无“我”的人。在这个社会里，空洞的“人民”（而不是具体的人）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这个政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是：恐惧和谎言。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东西可能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哈维尔具体举例：
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
而说到谎言，哈维尔的揭露就更精彩了：
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沦丧被说成是人的最终解放；剥夺人民的资讯被称作为是开放；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恣意滥用职权说成是遵守法制；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毫无言论自由成为最高形式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成为最高形式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成为最科学的世界观；。。。它篡改过去，歪曲现实，虚构未来。
这一切，今天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多么熟悉，多么有切身体会。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哈维尔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极权制度被推翻后，而是被推翻前；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每每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对哈维尔（们）充满敬意，而对自己深感惭愧。
面对这样一个荒诞的社会，人们怎样打破这种恐惧，戳穿那些谎言，哈维尔的回答很简单：在真实中生活。“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的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它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于是，哈维尔主张“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他还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无权力者的权力”。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不过哈维尔始终强调要“干”，‘干“总比“不干”要强。在狱中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哈维尔这样写道：“我可以以我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对在极权制度统治下的大多数人来说，大声疾呼街头抗议，你也许做不到，因为你有可能失去自由失去工作。但你可以坚持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不相信谎言。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这样做，极权统治的垮台应是指日可待的。
在哈维尔出任共和国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他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真是发聋振聩的声音，虽然许多人听起来也许不顺耳。在去年纪念“文革”三十周年，今年纪念“反右”五十周年时，读一读哈维尔的这段话，难道不足以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醒悟吗？
回到题目，事实上，哈维尔从没对中国人说过什么，但他的许多话其实更应该是对中国人说的．
我读书不多，外国书读得尤其少，以至于说话写文章有一个习惯，就是能用中国人中国事说明问题的，决不用外国人外国事来说明。除非不能。
直到去年十一月，墨尔本的独立中文笔会邀请台湾作家龙应台来演讲，结束时龙女士引用了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的两段英文名言，并作了精当的翻译。结果第一个提问者就发难，“既然你演讲的题目是《华文世界的理解与误解》，中华文化如此博大精深，有好多名人名言，你为什么要用英文，用两个外国人的话来结束演讲？”（大意）龙女士笑着反问，“为什么非是中国的东西不可？我们现在讲的是全球意识，你怎么能说中国的东西就一定比埃及或印度的东西更了不起呢？”
这给我启发。都E时代了，世贸、世卫、世行、联合国、全球性反恐维和，还有国际笔会，世界华文协会。。。如果外国的人或事对我们中国人更有启发更有帮助，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近日读哈维尔的书《无权力者的权力》，觉得他的有些话确实比我们中国人说得好，而且好象更是针对我们——当代的中国人说的，所以搬过来大家听听。
哈维尔何许人也？捷克剧作家，异议人士，参与起草《七七宪章》，多次入狱，１９８９年“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１９９０－１９９２），两任捷克共和国总统（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对哈维尔来说，他的跌宕经历，他的辉煌头衔并不重要，他的价值是他的思想。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哈维尔不同于许多极权国家的反抗者、异议人士，早期他反对组织反对党，反对提出政治纲领。他的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写剧本，写荒诞主义的戏剧，因为在哈维尔看来，他当时所处的社会是应该被称为后极权主义的荒诞社会。
所谓后极权主义，学者的说法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前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当权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但制度还大体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当权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民主法制，在消费主义日趋盛行的同时，腐败也日益严重。不过社会仍同过去一样冷漠，一样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思想家的哈维尔一语道破，一针见血。
哈维尔眼中的后极权社会是一个完全荒诞的社会。假如要给这个荒诞社会画像，那它就是个无姓名无面目无个性无“我”的人。在这个社会里，空洞的“人民”（而不是具体的人）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这个政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是：恐惧和谎言。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东西可能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哈维尔具体举例：
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
而说到谎言，哈维尔的揭露就更精彩了：
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沦丧被说成是人的最终解放；剥夺人民的资讯被称作为是开放；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恣意滥用职权说成是遵守法制；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毫无言论自由成为最高形式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成为最高形式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成为最科学的世界观；。。。它篡改过去，歪曲现实，虚构未来。
这一切，今天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多么熟悉，多么有切身体会。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哈维尔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极权制度被推翻后，而是被推翻前；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每每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对哈维尔（们）充满敬意，而对自己深感惭愧。
面对这样一个荒诞的社会，人们怎样打破这种恐惧，戳穿那些谎言，哈维尔的回答很简单：在真实中生活。“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的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它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于是，哈维尔主张“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他还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无权力者的权力”。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不过哈维尔始终强调要“干”，‘干“总比“不干”要强。在狱中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哈维尔这样写道：“我可以以我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对在极权制度统治下的大多数人来说，大声疾呼街头抗议，你也许做不到，因为你有可能失去自由失去工作。但你可以坚持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不相信谎言。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这样做，极权统治的垮台应是指日可待的。
在哈维尔出任共和国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他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真是发聋振聩的声音，虽然许多人听起来也许不顺耳。在去年纪念“文革”三十周年，今年纪念“反右”五十周年时，读一读哈维尔的这段话，难道不足以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醒悟吗？
回到题目，事实上，哈维尔从没对中国人说过什么，但他的许多话其实更应该是对中国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