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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料，看到這一篇，題目很吸引人，所以就看了！算是現代的翻案文章吧！文章主要是支持賈誼的，認為賈誼之所以不遇的原因，在於君主。

說實在，我對西漢初年這一段歷史、政治沒有很清楚，但我聽過（忘了從哪聽來的，也許是某位老師，或者別篇論鼂錯的文章）一段說法。漢文帝是很欣賞賈誼的，也很想重用他，但是時局不許啊！我想這無關乎漢文帝比不上漢高祖的魄力與否。因為，就算是漢文帝很有魄力的重用了賈誼，也進行了改革，甚至削藩，後果就是之後景帝重用晁錯那樣，引起諸侯的聯合叛變（七國之亂），差一點身死國亡！這個結果，比宋神宗重用王安石進行變法，引起新舊黨爭的後果還慘。

賈誼和晁錯的改革主張當然沒有錯！他們都站在漢天子的立場設想，可是結果必然引起叛變，除非皇帝擁有強大的軍力可以鎮住或掃平這些反對的勢力（但如果天子夠強，諸侯不足以為患，賈、晁就不用主張削藩）。漢文帝是明君，深思過這一點，所以儘管愛惜賈誼之才，也只能讓他做些不關朝政（不關痛癢）的職務，所以即使「虛前席」與賈誼談話談到「半夜」，也只能「不問蒼生問鬼神」而已。

so，我認為，賈誼之所以不遇，實在是時代的關係。在那個時代，如果他堅持他的理想與主張，就註定是悲劇收場──不是不遇，就是像晁錯那樣伸展抱負，然後被殺。與其被殺，我想還是不遇比較好。只是這樣，賈誼就真的需要好好學何善於處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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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賈誼論》別解               周桂鈿


學者對賈誼的評論中，影響很大的是蘇軾的《賈誼論》。文中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賈誼有王佐的大才，很可惜不能很好地用自己的才能。

我的看法，賈誼是善於用才的。理由有二：

一、賈誼能做官。年二十餘就入朝為官，受到漢文帝賞識，一年中就升到太中大夫。天子還想讓他任公卿之位。

二、賈誼能作文。賈誼死時才三十三歲，留下《過秦論》、《上疏陳政事》、《大政》等諸多名作，如《過秦論》堪稱千古名篇，被司馬遷收入《史記》。《上疏陳政事》被班固錄入《漢書》。漢人著述雖多，能留下千古名篇的能有幾人！

賈誼雖然英年夭折，卻也高度施展了他的才華。怎麼能說他「不能自用其才」呢？

蘇軾認為漢文帝是明君，在明君當政的時代還不被重用，那就是臣子自己不善於用才。理論上似乎可以這麼講，實際要比理論複雜得多。君臣合作是成功的保證。但是君臣是否能順利成功地合作，有四方面的因素：時代、形勢、君主和臣子。君主是很重要的，但明君並非沒有冤假錯案。

東坡先生還提出「待」與「忍」的問題。認為有王佐之才的人要等待機會，要忍耐，不要著急。這也是不切實際的說法。

人生苦短，幾十年很快就過去了，應該「只爭朝夕」，機會難得而易失，不能錯失良機。既然得到皇帝的賞識，賈誼怎麼能不抓住這難得的機遇呢？董仲舒得到漢武帝的賞識，雖然等待了很長時間，最後還是寫了《士不遇賦》，而歸隱終老。沒有「待」出什麼結果來。

至於「忍」，東坡以為賈誼是「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

賈誼是這樣的人嗎？他被貶後，先任長沙王太傅，再任梁懷王太傅，也曾與漢文帝長談至夜半，還一再上疏陳述政見，建議削諸侯的領地，認為這不是古代的制度，強調這將成為後患，他一直為社會的隱患而憂慮。他並沒有因為被貶就一蹶不振。

在這裡，東坡先生還是有猜想的成分。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從天上落到地下，心理不平衡是正常的，能夠處之泰然，才是不可理解的。歷史上，中老年被貶，也很少能夠那麼平靜，那麼不在乎。如果賈誼從一開始就能「待」且「忍」，也許還不會登上天子之庭，也不會寫出《過秦論》、《治安策》、《大政》之類的雄文。雖然可能壽命長一點，但也未必就會留名青史了。因此，我以為蘇東坡用「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來評價賈誼，是不太切當、有失公平的。

賈誼提出改革方案。改革的基本原則是「損有餘而益不足」。他的方案必定要損害王公貴族的利益，自己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這是古今中外毫無例外的。

蘇軾為賈誼設計人生道路：「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遊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這是天真的想法，至少是書生氣十足！

如果與絳（周勃）、灌（灌嬰）深交，就會同流合污，還怎麼能去改革！如果真想改革，即使是深交，也會因為利益衝突而斷交。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就是要從既得利益的當政者、權勢者手中將其中一部分的利益拿出來分配給其他應該獲得利益的人。當政者如何不反對？

商鞅、吳起的改革，雖然得志，君主一死，他們就遭殃。管仲、子產也搞過改革，沒有待且忍，仍然得到成功，因為死在支援改革的君主之前。

所謂「十年可以得志」，也是靠不住的。十年，世事變遷，三十多歲的賈誼如果真的得勢，位居眾臣之上，七八十歲的老臣豈能不忌？怎麼能「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如果真的實現了這個幻想，那麼賈誼就可能變成改革的對象，不但不支援改革，還可能極力反對改革，迫害改革者。

周勃、灌嬰批評賈誼說：「擅權紛亂」。王夫之認為「于誼為誣，于軾允當之矣。」對賈誼來說是不合適的，是誣陷；對於蘇軾來說則是公允正當的。

「藉授以幼主危邦，惡足以知其所終哉？」如果真的將「幼主危邦」委託蘇軾去料理，結果會是什麼樣子呢？

王夫之認為：「王安石之於誼似矣......然則世無逆求於己，己未豫圖其變，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經營之，未有能濟者也。充誼之志，當正學之世，盡抒其所蘊，見諸施行，殆可與齊黃並驅乎？」（《讀通鑒論》卷二《文帝》）

賈誼與王安石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想經營四海大事，從來不考慮自身的安全問題，結果遭人陷害，導致失敗。如果有明君能夠信任他們，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肯定會做出一番大事業，「功不在禹下」。

李贄認為賈誼「通達國體，真實切用」，「漢廷諸子，誼實度越。」後代一些儒臣「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卻「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焚書》卷五《讀史·賈誼》）。

李贄以大無畏的精神議論古今，不崇拜權威偶像，獨抒己見，對賈誼能做出這樣的評價，實屬不易。後代當官的沒有研究，只是隨聲附和，議論賈誼，不能理解賈誼的切實政見。這大概也包括蘇軾的《賈誼論》中的觀點。

陳平與賈誼，都是西漢的政治思想家，都是智力非常高的傑出青年，命運卻大不相同。差別在哪兒？同樣有奇才，同樣在年輕時展示出來，同樣有人告狀，而告狀者同樣是周勃、灌嬰這些文盲或半文盲的武夫。

不同的是君主，劉邦與漢文帝。劉邦經過了解，認為陳平的受金盜嫂只是小節，他的才智正是當前激烈競爭所急需的，因此，不但沒有責備陳平，還給予厚賜，並賦予特殊的權力。為陳平以後立奇功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叫良匠不因小節棄大材。

漢文帝就不一樣了，他對於周勃等諸老臣特別尊重，不敢得罪先帝時代的老臣，開國元勳，只好犧牲青年學者。當時沒有對立面的壓力，不用賈誼暫時還沒有亡國的危險。漢文帝是繼位之主，也沒有那點遠見卓識，也缺乏剛毅果斷的氣魄，實在頂不住那些老臣的圍攻。劉邦是創業之君，漢文帝是繼業之君，區別還是相當明顯的。劉邦如果像漢文帝那樣，就不能奪取天下。

總之，由於時代和形勢的不同，由於君主的不同，決定了陳平與賈誼的命運不同。

我以為，後世有賈誼之才者，應該大膽地展示自己的才華，要進行改革，就要堅持到底，不管別人說什麼，堅定地走自己的路，必須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甚至將身家性命全都置之度外，也應該將後人可能的議論放在一旁，他們愛說什麼就讓他們隨便說去，你該幹什麼照樣幹去。不要因為蘇軾的議論而錯失良機，如果「待」 而且「忍」，可能失去難得而易失的機遇。

如果有人想的全是私利，又是急功近利，急急忙忙，跑官謀利，那麼，以上的話對他們就不適用。那些人如果急功近利、一意孤行，不聽勸告，拼命向「錢」，那麼，可能更快地進牢獄，或者更早地上斷頭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