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姜貴《旋風》談文學經典的生成

1950年代的台灣文學，一般評論者或文學史書寫都指向為一個「反共文學」大張其鼓的興盛年代。國家機器透過各種不同的組織、管道，形塑了一個反共文學的文學思潮，更藉由多個文學獎與出版單位，「生產」了許多的反共作品。光是在當時最重要的官方文藝獎單位「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1950～1956）所頒發的各年度得獎名單，幾乎都會成為文壇上最受到重視與討論的作品，加上該會所給與的獎金相當驚人，等於形成一股人人參與創作的風氣。而這些創作並獲獎的作品，也就當然必須要符合文獎會──同時等同於官方文藝思潮──的文藝標準，即是該會宗旨所陳述之「以能應用多方面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及蓄有反共抗俄之意義者」原則。保守估計，文獎會七年中得獎的作品數量超過上百部，字數則在千萬之上。而五０年代其他文學獎的得獎作品更是無法計數。可以說五０年代透過這些文藝機制，生產了一部又一部時代的經典作品。
但是，這些作品今天留下了多少？在我們所熟知的五０年作品中，除了王藍《藍與黑》、潘人木《蓮漪表妹》、陳紀瀅《荻村傳》等較知名的之外，又記得多少？在大量的反共文學生產之後，竟沒有多少作品能不被歷史沖刷走而留名於文學史，實在是五０年代反共文學盛行的一大諷刺。
在五０年代的著名作品中，尚有一長篇是相當特殊的。在夏志清《中國現代文學史》、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等文學史著作中，姜貴的《旋風》是少數被肯定的五０年代小說。這部小說在五０年代根本不算出版，更不用說獲得任何文學獎項的肯定，但卻是夏、葉等人認為較為優秀、比較不「八股」的反共作品。《旋風》在1952年完筆，1957年方由作者自費出版，因坊間有同名書，改名《今檮杌傳》，只出版五百本，其中贈送給胡適一本，而致引起文壇注意。1959年再改回原名《旋風》出版。此後雖幾次再版，但都沒有廣泛流通，終至絕版於市。然而經由胡適推薦，夏志清才得以看到此書，將之寫入《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不致讓此書從歷史中消失。1999年三月聯合報主辦的「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中，《旋風》列入台灣文學經典書單中，並且同年九月九歌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這部小說，這才讓《旋風》有了一個更為清楚的文學史定位。
何以在五０年代所建立的「經典」在後代多被遺忘，而當年不受重視的《旋風》卻在後世的史家筆下被予以「經典化」呢？
《旋風》跟當時的大多數小說主題一樣，都是對共產黨的描寫並提出批判，但是這部小說並不只是一味地醜化共產黨，而是將共產黨的發跡，與中國社會的腐敗連接在一起。正如作者〈自序〉所言：
本書，從一個大姓家族的衰微和沒落，寫出那一個時期的社會病態。而此種病態，正是共產黨的溫床，它由此鑽隙而出。
而其弦外之音卻是，非共產黨人與共產黨人是一樣腐敗的，整個社會（而非僅是共產黨）的道德混亂正是共產黨得以壯大的溫床。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中認為：
《旋風》的所以在眾多反共小說中脫穎而出，並不只是靠描寫土共的生長和衰亡過程的刻劃入微，而是他著力描寫傳統封建制度的腐敗和墮落。如果沒有這社會制度腐爛的溫床，共產主義自然也無從萌芽了。
也因此，《旋風》的寫作必然無法獲得當權者的欣賞，因為在那個反共國策優於一切的年代，這種「扯自己後腿」的思想是難以被接受的。但也正是如此，使得《旋風》有著異於同時代作品的意義，正好反映出「反共文學典範」的盲點。所謂的「反共文學典範」不過也只是由反共國策與官方文藝體制所建立起的反共文藝霸權，強力形塑出來的範式，用以架空台灣現實，造成對台灣文學的權力支配。如此生產出來的文學作品，雖能成為一時的經典，終於逃不過歷史的檢驗，只留下極少的優秀作品。而不被當時所接受的文學作品，也可能在時空轉換之後，成為一個時代的傷痕見證。《旋風》顯然不是一部被反共文藝論述所生產出來的作品，一如姜貴本人在當時的窮途潦倒，在整個反共文學生產的運動中缺席，正好可以說明五0年代將非官方文藝論述者極度邊緣化的權力支配是何等傲慢，而被生產出來的「反共文學典範」又是如何的脆弱不勘。
《旋風》是否為第一流的文學經典作品，尚留給後世檢驗。但它提醒了我們，任何典範、經典的形塑都不是純粹的，經典的形成固然是文學美學的展現，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的操作，更是權力的運作結果。在不同時代所成形的文學經典固然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文學觀，更可能是政治權力的運作結果。「台灣文學」從正名到經典的形塑，處處都充滿了權力的你爭我奪；也因為台灣的「政治正確」總是不停轉換，始終未能出現一份較穩定的經典書單。我們當然不希望文學經典變成文學樣板，但更重要的是，台灣文學經典的討論與形塑不要再充滿過多政治權力的焦慮，無須隨著政治正確的取向來決定經典的位置，畢竟五０年代那個由意識形態來主導文學發展的時代，必須真正讓它遠去了。


(同時刊於《台灣文學研究》第一號。台北，富春出版社。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