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趟歷史追尋的腳步，從近日閱讀之《京都思路》一書開始。

作家李清志在本書的序文中有如此一段話：「當時父親與姑丈兩人搭船從基隆出發，前往日本京都，途中船隻停靠門司港休息，之後由關門海峽進入瀨戶內海，最後停靠神戶港，再由陸路搭乘鐵道列車前往京都。」這段話指的是日治時期台灣人留學日本時取道的路逕。鍾理和在1940年將鍾平妹由美濃接到北平時，也是先到門司港再轉船到中國。1943年發生的「高千穗丸」船難事件，正是由門司港開往基隆的船班之沉沒事件。門司一地，在台灣歷史與台日關係上，似乎扮演著重要角色。

門司港為何地？該港位於日本本州與九州間隔著「關門海峽」最靠近的一地，海峽之南即為門司港，而一峽之隔的本州城市，則是下關，即改變台灣歷史之「馬關條約」的簽訂地。明治維新後，日本積極向西方世界開放，門司港即為對外貿易重要港口，也是對外海運的重要轉運站，向東為海上經濟動脈的瀨戶內海，向西則是廣闊的日本海，連繫東亞與整個世界的航線。日治時期台灣人要前往日本或轉往中國的旅人，幾乎都在此地轉船前往兩個殖民母國「內地」，也因此，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我無法想法，在那個年代裡，有多少台灣青年知識份子負笈前往「內地」日本，為了求取更高深的知識學問，或是為了翻轉自身的身份地位，而輾轉如此辛苦的路程。又或者，轉赴另一個祖國，踏上另一個身份追尋的路途與迷途。

門司港與下關港隔著湍急的關門海峽一水相望，咽控著日本內外海的交通要道。下關則在台灣歷史上，有著更為重要的地位，每個到下關旅遊的台灣人，站在「日清講和紀念館」前，都必定會有著複雜的情緒。「日清講和紀念館」不是當年李鴻章與伊籐博文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原址，原址已經拆除，但日本政府仍在一旁重建了這麼一座紀念館，並且還原當時議和的會議室及其擺設。至於原本的春帆樓，則仍在重建後維持著百年多來的風華，依舊佇立在赤間神社之山腳下，面對著湍急奔流的關門海峽，與門司港，與新矗立的關門大橋相望。

春帆樓在十九世紀即以烹煮河豚聞名，伊籐博文在年輕時即品嚐過此番美味，因而促使日後宰殺河豚的禁止令在伊籐首相任內被廢止，而春帆樓的河豚美名，也一直延續至今。當年李鴻章銜光緒皇帝之命，來到日本處理「甲午戰爭」敗戰後的議和締約事宜，日方安排在下關此地進行談判，一來是由於此地為中日海路交通的樞紐，有另一說法則是，伊籐博文為了招待清朝代表團，也為了自己能再一嚐春帆樓河豚鮮美滋味，而選擇在下關春帆樓做為談判地點。這對視吃為天職的日本民族來說，也是十分合理的可能說法。美食與權力間的關係，自古即是如此密不可分。然而，這道百年美味的河豚佳膳，卻偶然跳進台灣歷史的舞台之上，意外地成為這場悲劇的華麗配角。

春帆樓依舊，下關港與門司港依舊，只是從十九世紀末的變動來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繁華，那兩座港口間的關門海峽是否依舊湍急地沖刷著兩岸的歷史腳印？台灣人從門司港埠上岸，追尋自我實踐與異鄉認同，在日本母國與中原故土之間，亞細亞的孤兒在上岸前夕看著拍打港邊的浪花時，心中是如何激盪著沸騰熱血，抑或是茫茫然找尋不著心靈永遠的停靠站？鍾理和在〈原鄉人〉裡那句永恆的話語：「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能停止沸騰。」那麼，被宰制命運的台灣人，其原鄉究竟是什麼地方呢？在「祖國內地」、在殖民母國日本、在決定割讓的馬關/下關，還是漂洋其間的西太平洋？我想一代一代的台灣人，都將不斷地追尋著這樣的命題吧。

我尚且無緣到下關與門司地區走看，對於1895或1940等年代的歷史軌跡，也只在文字與圖像中想像演繹。這一切的開端，源自於地圖的耙梳與歷史軌跡的探尋，既是有趣的空間想像，也是沈重的歷史追尋，而在地圖之上演出的諸多戲碼，之如馬關條約與春帆樓的華麗河豚宴，或是湍流不息的門司港岸邊拍打激起的浪花，我多麼希望就只是一場夢，一個電視劇裡演出的戲碼，而身處的這塊島嶼這片地壤，從來都沒有遭受過歷史無情的嘲弄，領受過命運殘酷的試煉。那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終究永遠不會是一句午後囈語般的打油詩句，是那麼地遙不可及的想望。如果有一天，當我站在下關港邊眺望西邊的日本海與東邊的賴戶內海，我該以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呢？我想我沒有把握。

而身為台灣人的你我，又該以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這段歷史？至少我知道的是，不該遺忘。遺忘，就沒有了抵抗的能量！

－－僅以此文記憶這個混亂而悲憤的時代

200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