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22 21:32:06細豪
介紹比較文學的批評方法，評論它如何應用在中國文學的分析中
一、前言
本文的目的，旨在介紹比較文學的批評方法，並評論它如何應用在中國文學的分析中。所謂文學批評，按艾布拉姆斯的說法，「是有關解釋、分類、分析和評價作品的一種討論。」 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產生以來，吸引以法國和美國為主的不同學者使用，更影響中國文學的研究，產生中西比較文學的問題，用它來分析及評價作品。不過，具體的借鑑和和應用卻仍未有一致看法，它的性質、範圍、內容以至具體的批評方法等定義上的紛爭，也一直懸疑未決。由此可見，比較文學牽涉複雜的理論和應用體系。
因此，本文將分為三個部份，首先簡單說明比較文學的理論發展，然後介紹和評價它的批評方法在中國文學上的應用情況，最後本文會設計一種利用比較文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例子，說明這種方法的優點和效用，從而討論它的缺點和局限。
二、比較文學的理論發展
比較文學距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它最早出現於法國，並在十九世紀末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時期，廣泛地傳入其他國家和地區，尤以美國的比較文學更為迅速發達。至於在中國方面的發展 ，則以香港和台灣為先，六、七十年代已在某些大學設立比較文學系，而中國的比較文學發展則要到八十年代才有較成熟的發展 。現時，基本上世界任何一所大學也會設置比較文學的學系和學科，這些發展證明比較文學在現今學術界的重要性。
至於比較文學的理論發展方面，主要經歷了由早期狹義走到後期廣義的研究。狹義的比較文學研究稱為稱為「影響研究」，由法國學派所重視。他們受實證主義的影響，由史學角度出發，認為比較文學是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學史，例如馬‧法‧基亞說：｢比較文學就是國際文學的關係史。」 。他們的研究方向以探討一國文學對另一國文學的影響，注重考據和資料整查的工作，並且非常重視兩者史實上所證明的關係。
不過，這種狹義的比較文學研究後來受到評擊 ，加上新批評的影響，認為文學研究應由外緣轉回作品本身，廣義比較文學研究「平行研究」因而產生，稱為美國學派。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中認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範圍之外的文學研究，並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係……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這個定義雖仍有不足 ，但他的立論突破傳統狹義的比較文學觀，將它引申至探討作品內在探求文學共性的研究，他說：｢從事沒有互相影響的作家、作品、文體、趨勢及文學的比較研究，對於闡明文學作品的本質，恐怕要勝於影響研究。」 ，有助擴大它的研究範圍和深度。
事實上，兩派的歧見是涉及如何理解「比較」這一個概念。比較文學上所謂的「比較」，目的是透過一種比較的方法，利用特定的角度和治學方法，並要按照不同問題的需要來轉換新的研究角度，從認識外國文學，從而進一步了解本國文學，正如伊夫‧謝夫萊爾所言，「比較文學學者不斷地推出新立論，如此方能進一步了解對方，讓自己擁有欣賞(或不欣賞)某一文化或不同文化作品的理由。最後，進一步認識自己。」 因此，我們要明白「為何要比較」，做比較文學一定要以問題作主導。
另一方面，上述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正是傳統意義上比較文學的基本研究，但隨着文學研究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語境下，以皮埃爾‧巴利塞里所說的「多學科」(polydisciplinary) 和「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 的方向發展，例如文學與藝術，跨文化研究等，加強文學與其他學科交流，擴大其影響力。
大抵而言，比較文學是一種方法學(methodology)的運用，以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切入作大前提，不同的理論也可以被它所使用。「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是它最主要的批評研究方法，但具體的運用會因應不同的問題，作出不同的變化，這些變化亦可以共同存在於分析中，相輔相乘。例如「影響研究」受到接受美學的理論影響，研究重心由一國文學如何受別國文學影響，轉為如何接受別國文學，而「平行研究」亦非常重視比較兩者的「可比性」，並由單單兩種文學獨立比較發展為多種文學相互比較，發展成「類同研究」及港台學者所重視的「闡發研究」，由主題學、文類學及尋求共同詩學等角度入手，探索更深刻的文學共性。
三、比較文學的方法在中國文學上的應用情況
就中國文學的研究而言，學者多使用上述三種的研究方法入手，將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置入世界文學的系統中研究，成果十分豐碩 。但當我們研究中西比較文學的時候，必定要處理定義和範圍等問題。學者袁鶴翔在＜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指出：「中西比較文學是一門專門學問，以中西文學為研究對象，從文學的性質、觀念、有限的背景、發展演變的歷史、批評理論、文學主題、種類等方面作慎重的比較或討論」 ，這段話雖已概括指明比較文學於中國文學的分析範圍，但實際應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分析中國文學，卻並不是件簡單和容易的事情，因為當中涉及不同理論和運用的問題，需要研究者對要處理的問題有透澈的理解。這裏本文將列舉一些學者的研究情況，並稍作評論 。
首先「影響研究」方面，早期的學者多是探討中國文學和其他西方以至日韓等國文學的相互影響的關係，例如有錢鍾書的《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裏的中國》和梁繩禕《日本古代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關係》，重點史料上，缺乏文學性的內在分析。但它漸漸結合外緣和內緣的分析，例如學者劉紹銘的博士論文《曹禺論》，將史料考證和文本分析互相引證，例如他分析曹禺的《日出》是吸收契訶夫的劇藝精粹而作的實驗劇 ，率先改變「影響研究」的研究重點 ，有助擺脫純粹資料性質的研究，對中西比較文學發展有利。後來，接受美學的理論影響「影響研究」，轉為「接受研究」，例如學者金絲燕的《文學接受與文化過濾 : 中國對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接受》，分析中國二、三十年代接受法國象徵主義詩的情況，角度新穎，分析又顧及史料，成為另一種重要批評方法。
其次「平行研究」方面，早期的研究多數就某個目的，以兩個一中一西的作品進行比較，例如有葉維廉的《陶淵明的『歸去來辭』與庫萊的『願』之比較》及吳汝欽的《李商隱與雪萊的愛情詩》。可是，這些研究卻對文學的「可比性」問題處理不妥，造成維斯坦因教授所指的忖測性「亂比」情況 ，完全忽視作品本身的內部和外部差異，包括所處背景不同和寫作時間不同等問題。例如陳穎的博士論文，比較李賀和濟慈卻不理會兩人所處的文化和社會的差異 ，立論並不嚴謹。因此，學者蘇其康認為中西比較文學「分析宜與歷史背景結合」 。不過，仍有一些出色的「平行研究」，例如王靖獻的《毛詩成語創作考》，討論《詩經》的套語化，更引證這是口頭創作的世界文學共性，鄭樹森認為他的分析「修正和擴大西方的理論觀點」 ，是較成功的嘗試。另一方面，學者王向遠近年亦倡議「平行貫通研究」 ，突破比較兩種作品的研究框框，尋求加強研究深度。
繼而，「平行研究」又再發展，成「類同研究」及「闡發研究」，探討文類、主題學和比較詩學等問題，例如陳鵬翔的《中英古典詩歌裡的秋天》、樂蘅軍的《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和陳炳良的《「離騷」的悲劇主題》。雖然這些研究漸成比較文學的主流，但本文認為不可忽視夏志清對「闡發研究」的批評，指摘這種批評過於解釋性，「本質非常保守」 ，只照搬一個模子套用所有文學作品上，皆因我們對要討論的作品一知半解，文學硏究便不會進步。所以，本文十分認同陳炳良的意見，不要硬套，要弄明問題的目的，「以中國文學為主，輔以西方文學理論和西方文學。」 ，以這種中體西用的方針對待中西比較文學。
四、研究案例—運用比較文學分析中國文學
以下一節，本文將以比較文學的觀念，結合「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吸收前人經驗和成果，以問題和文本為先，方法為後的方針，設計一個研究案例，把《聖經》所羅門王斷子的故事、中國的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德國的克垃蹦《灰闌記》、德國的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和香港的西西《肥土鎮灰闌記》這五個不同文類和時代的「灰闌記」比較，配合西方敘事學的理論分析，題目可定為《敘述衍變和轉化—比較五個「灰闌記」》，再作評論。
首先，我們要對這個題目作文獻回顧，搜集前人的硏究資料，例如張漢良的《灰闌記斷案事件的德國變異—比較文學影響觀念之探討》和陶緯的《三部「灰欄記」劇本比較》等論文。這是從事包括比較文學在內的任何文學研究所必須要做的工作，嘗試查找他們未有論述的角度，加以補充，並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研究。這些前人的研究多數只簡單地比較某一二個「灰闌記」式的作品，就粗淺的結構和人物形象就角度切入，尚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然後，將簡介這五個「灰闌記」，對它的本事來源進行考察。《聖經》所羅門王斷子的故事講述古代以色列第三代國王所羅門王，智判一宗妓女爭子的案件；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闌記》是雜劇，講述馬家的爭子案中，包拯利用計謀，辨明海棠屬馬員外兒子的親母，更悉破馬氏串通趙令史，誣告馬員外妾海棠殺夫之罪；克垃蹦《灰闌記》是戲劇，改編《包待制智勘灰闌記》，故事大致沿用，但加入感情伏線；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是戲劇，受克垃蹦的《灰闌記》啟發，寫了一個「劇中劇」，由一個戰後和平的山谷開展，講述爭子案中，貪財的生母敗予愛子的養母，帶出社會教化訊息；最後西西《肥土鎮灰闌記》是一部短篇小說，以演馬壽郎的「我」的角度看爭子案，試驗另一的種故事形式。
這部份，我們也要嚴謹選取適當的作品版本來分析，但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對這工夫不重視。例如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闌記》，論者多謂它取佛教、回教和基督教的外來故事 ，但學者曲德來已指出它實源自東漢人應劭所著《風俗通義》的某則故事，如果不充份掌握研究的原始資料，便會直接影響研究的成果 。
此外，我們亦要掌握其餘四部作品的資料，包括故事源流、分期、地域和版本等，利用這些接近中國傳統重視考證的研究方法，可以補充比較文學的不足，在只尋找外國文學與本國文學的影響關係的工夫外，亦對本國文學傳統加以發掘和掌握，當我們再整理這此資料進行比較和分析時，立論才顯得扎實。
接着，我們將進入整個研究的核心部份，先結合「影響研究」和「接受研究」的方法，尋找這五種作品如何相互影響和接受，例如布萊希特如何吸收中國戲劇特點 ，並加以創造來改變「灰闌記」，而西西又如何在接受之餘，又何跳出既有框框而由馬壽郎出發 。此外，我們更可以跨學科的角度，由文本外的社會、文化、宗教和歷史環境等因素出發，分析外緣因素如何影響它們，從而改變各自的表述重點，而這點亦可解釋這些中西灰闌記的主題模式改變的外在因素，主題各有則重，如《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的公案色彩、《灰闌記》的愛情主題、《高加索灰闌記》的社會批判意識，這有助文章開拓更多的研究和討論空間。
繼而，我們亦可從文類學的角度，分析這五種作品的文類特點，來自聖經、中西戲劇和現代小說，既有古典又有現代，差別很大。但是，當我們用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理論來配合「平行研究」的討論，就會明白這五種作品的所有相異皆基於敘述的出發點不同，例如《聖經》所羅門王斷子和《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的故事敘述主要出於羅門王和包公，表現他們的才能，《高加索灰闌記》的敘述更是「劇中劇」式的，敘述視點更經常轉換，而《肥土鎮灰闌記》的敘述，更轉化及移用李行道和布萊希特的作品，使敘述層次和角度多元化，亦配合作為短篇小說情節緊湊的文類特點。這五種作品的共性正是敘述層次和角度衍變和轉化，從而構成不同的「灰闌記」式作品，彼此的差異正源自不同敘述的可能性，正是不同敘述而帶來不同的「灰闌記」，由這個結論更可引導大家反思故事和敘述的關係。
由上述的分析中，可見比較文學的方法有助了解和認識不同文化體系下，文學作品的不同差異，例如五種「灰闌記」的主題各有同異，從中達到中西方文學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比較文學的研究特點和方法，重視研究者以多角度思維及分析方法切入討論，例如單單分析五種「灰闌記」，便要結合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外緣的方法，及文體學和敘事學理論等的內緣的方法，有助補充傳統中國文學研究方法單調，有助深入研究。但要注意，運用各項方法和理論時，一定要對它們熟悉，例如直接看理論的原文，或使用較好的中譯本，不能錯誤使用方法，造成維斯坦因教授所指的忖測性「亂比」 ，破壞硏究的邏輯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使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亦有助溝通中西文學，對整體世界文學作出貢獻。以「灰闌記」為例，既然它於不同時代和地方出現，這個文學現象足以引發深入的文學研究，十分有意義，並發掘不同「灰闌記」當中的共同文學性。正如學者葉維廉所言，中西比較文學要「尋求共相」，所以要「放棄死守一個『模子』……從本身的文化立場去看，加以比較」 ，運用多變的方法和理論，做到陳鵬翔所主張的「找出文學創作的一般法則和共同規律」 ，這並是比較文學帶來的優點。
但有一點要留意，比較文學的方法很容易被套入表面化的分析中，前文已有所綸，故我們連用時，不要被它蒙蔽本來分析的問題，分析時一定要以作品和問題為核心，方法只是輔助工具，這點學者陳炳良早已提出 ，大家一定要注意。
五、總結
總括而言，比較文學是一套方法學，當中的理論和具運用各式其式，很多學者已作嘗試，包括用它來研究中國文學。而本文亦設計了一個簡略的研究方法，並討論它的實際運用的優點和局限，提出一些可行的改善方法。不過，具體落實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是要透過不同形式的實踐來達至的，希望本文能達到上述的分析，有助大家懂得如何運用它來研究中國文學。
本文的目的，旨在介紹比較文學的批評方法，並評論它如何應用在中國文學的分析中。所謂文學批評，按艾布拉姆斯的說法，「是有關解釋、分類、分析和評價作品的一種討論。」 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產生以來，吸引以法國和美國為主的不同學者使用，更影響中國文學的研究，產生中西比較文學的問題，用它來分析及評價作品。不過，具體的借鑑和和應用卻仍未有一致看法，它的性質、範圍、內容以至具體的批評方法等定義上的紛爭，也一直懸疑未決。由此可見，比較文學牽涉複雜的理論和應用體系。
因此，本文將分為三個部份，首先簡單說明比較文學的理論發展，然後介紹和評價它的批評方法在中國文學上的應用情況，最後本文會設計一種利用比較文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例子，說明這種方法的優點和效用，從而討論它的缺點和局限。
二、比較文學的理論發展
比較文學距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它最早出現於法國，並在十九世紀末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時期，廣泛地傳入其他國家和地區，尤以美國的比較文學更為迅速發達。至於在中國方面的發展 ，則以香港和台灣為先，六、七十年代已在某些大學設立比較文學系，而中國的比較文學發展則要到八十年代才有較成熟的發展 。現時，基本上世界任何一所大學也會設置比較文學的學系和學科，這些發展證明比較文學在現今學術界的重要性。
至於比較文學的理論發展方面，主要經歷了由早期狹義走到後期廣義的研究。狹義的比較文學研究稱為稱為「影響研究」，由法國學派所重視。他們受實證主義的影響，由史學角度出發，認為比較文學是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學史，例如馬‧法‧基亞說：｢比較文學就是國際文學的關係史。」 。他們的研究方向以探討一國文學對另一國文學的影響，注重考據和資料整查的工作，並且非常重視兩者史實上所證明的關係。
不過，這種狹義的比較文學研究後來受到評擊 ，加上新批評的影響，認為文學研究應由外緣轉回作品本身，廣義比較文學研究「平行研究」因而產生，稱為美國學派。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中認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範圍之外的文學研究，並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係……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這個定義雖仍有不足 ，但他的立論突破傳統狹義的比較文學觀，將它引申至探討作品內在探求文學共性的研究，他說：｢從事沒有互相影響的作家、作品、文體、趨勢及文學的比較研究，對於闡明文學作品的本質，恐怕要勝於影響研究。」 ，有助擴大它的研究範圍和深度。
事實上，兩派的歧見是涉及如何理解「比較」這一個概念。比較文學上所謂的「比較」，目的是透過一種比較的方法，利用特定的角度和治學方法，並要按照不同問題的需要來轉換新的研究角度，從認識外國文學，從而進一步了解本國文學，正如伊夫‧謝夫萊爾所言，「比較文學學者不斷地推出新立論，如此方能進一步了解對方，讓自己擁有欣賞(或不欣賞)某一文化或不同文化作品的理由。最後，進一步認識自己。」 因此，我們要明白「為何要比較」，做比較文學一定要以問題作主導。
另一方面，上述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正是傳統意義上比較文學的基本研究，但隨着文學研究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語境下，以皮埃爾‧巴利塞里所說的「多學科」(polydisciplinary) 和「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 的方向發展，例如文學與藝術，跨文化研究等，加強文學與其他學科交流，擴大其影響力。
大抵而言，比較文學是一種方法學(methodology)的運用，以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切入作大前提，不同的理論也可以被它所使用。「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是它最主要的批評研究方法，但具體的運用會因應不同的問題，作出不同的變化，這些變化亦可以共同存在於分析中，相輔相乘。例如「影響研究」受到接受美學的理論影響，研究重心由一國文學如何受別國文學影響，轉為如何接受別國文學，而「平行研究」亦非常重視比較兩者的「可比性」，並由單單兩種文學獨立比較發展為多種文學相互比較，發展成「類同研究」及港台學者所重視的「闡發研究」，由主題學、文類學及尋求共同詩學等角度入手，探索更深刻的文學共性。
三、比較文學的方法在中國文學上的應用情況
就中國文學的研究而言，學者多使用上述三種的研究方法入手，將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置入世界文學的系統中研究，成果十分豐碩 。但當我們研究中西比較文學的時候，必定要處理定義和範圍等問題。學者袁鶴翔在＜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指出：「中西比較文學是一門專門學問，以中西文學為研究對象，從文學的性質、觀念、有限的背景、發展演變的歷史、批評理論、文學主題、種類等方面作慎重的比較或討論」 ，這段話雖已概括指明比較文學於中國文學的分析範圍，但實際應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分析中國文學，卻並不是件簡單和容易的事情，因為當中涉及不同理論和運用的問題，需要研究者對要處理的問題有透澈的理解。這裏本文將列舉一些學者的研究情況，並稍作評論 。
首先「影響研究」方面，早期的學者多是探討中國文學和其他西方以至日韓等國文學的相互影響的關係，例如有錢鍾書的《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裏的中國》和梁繩禕《日本古代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關係》，重點史料上，缺乏文學性的內在分析。但它漸漸結合外緣和內緣的分析，例如學者劉紹銘的博士論文《曹禺論》，將史料考證和文本分析互相引證，例如他分析曹禺的《日出》是吸收契訶夫的劇藝精粹而作的實驗劇 ，率先改變「影響研究」的研究重點 ，有助擺脫純粹資料性質的研究，對中西比較文學發展有利。後來，接受美學的理論影響「影響研究」，轉為「接受研究」，例如學者金絲燕的《文學接受與文化過濾 : 中國對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接受》，分析中國二、三十年代接受法國象徵主義詩的情況，角度新穎，分析又顧及史料，成為另一種重要批評方法。
其次「平行研究」方面，早期的研究多數就某個目的，以兩個一中一西的作品進行比較，例如有葉維廉的《陶淵明的『歸去來辭』與庫萊的『願』之比較》及吳汝欽的《李商隱與雪萊的愛情詩》。可是，這些研究卻對文學的「可比性」問題處理不妥，造成維斯坦因教授所指的忖測性「亂比」情況 ，完全忽視作品本身的內部和外部差異，包括所處背景不同和寫作時間不同等問題。例如陳穎的博士論文，比較李賀和濟慈卻不理會兩人所處的文化和社會的差異 ，立論並不嚴謹。因此，學者蘇其康認為中西比較文學「分析宜與歷史背景結合」 。不過，仍有一些出色的「平行研究」，例如王靖獻的《毛詩成語創作考》，討論《詩經》的套語化，更引證這是口頭創作的世界文學共性，鄭樹森認為他的分析「修正和擴大西方的理論觀點」 ，是較成功的嘗試。另一方面，學者王向遠近年亦倡議「平行貫通研究」 ，突破比較兩種作品的研究框框，尋求加強研究深度。
繼而，「平行研究」又再發展，成「類同研究」及「闡發研究」，探討文類、主題學和比較詩學等問題，例如陳鵬翔的《中英古典詩歌裡的秋天》、樂蘅軍的《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和陳炳良的《「離騷」的悲劇主題》。雖然這些研究漸成比較文學的主流，但本文認為不可忽視夏志清對「闡發研究」的批評，指摘這種批評過於解釋性，「本質非常保守」 ，只照搬一個模子套用所有文學作品上，皆因我們對要討論的作品一知半解，文學硏究便不會進步。所以，本文十分認同陳炳良的意見，不要硬套，要弄明問題的目的，「以中國文學為主，輔以西方文學理論和西方文學。」 ，以這種中體西用的方針對待中西比較文學。
四、研究案例—運用比較文學分析中國文學
以下一節，本文將以比較文學的觀念，結合「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吸收前人經驗和成果，以問題和文本為先，方法為後的方針，設計一個研究案例，把《聖經》所羅門王斷子的故事、中國的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德國的克垃蹦《灰闌記》、德國的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和香港的西西《肥土鎮灰闌記》這五個不同文類和時代的「灰闌記」比較，配合西方敘事學的理論分析，題目可定為《敘述衍變和轉化—比較五個「灰闌記」》，再作評論。
首先，我們要對這個題目作文獻回顧，搜集前人的硏究資料，例如張漢良的《灰闌記斷案事件的德國變異—比較文學影響觀念之探討》和陶緯的《三部「灰欄記」劇本比較》等論文。這是從事包括比較文學在內的任何文學研究所必須要做的工作，嘗試查找他們未有論述的角度，加以補充，並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研究。這些前人的研究多數只簡單地比較某一二個「灰闌記」式的作品，就粗淺的結構和人物形象就角度切入，尚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然後，將簡介這五個「灰闌記」，對它的本事來源進行考察。《聖經》所羅門王斷子的故事講述古代以色列第三代國王所羅門王，智判一宗妓女爭子的案件；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闌記》是雜劇，講述馬家的爭子案中，包拯利用計謀，辨明海棠屬馬員外兒子的親母，更悉破馬氏串通趙令史，誣告馬員外妾海棠殺夫之罪；克垃蹦《灰闌記》是戲劇，改編《包待制智勘灰闌記》，故事大致沿用，但加入感情伏線；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是戲劇，受克垃蹦的《灰闌記》啟發，寫了一個「劇中劇」，由一個戰後和平的山谷開展，講述爭子案中，貪財的生母敗予愛子的養母，帶出社會教化訊息；最後西西《肥土鎮灰闌記》是一部短篇小說，以演馬壽郎的「我」的角度看爭子案，試驗另一的種故事形式。
這部份，我們也要嚴謹選取適當的作品版本來分析，但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對這工夫不重視。例如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闌記》，論者多謂它取佛教、回教和基督教的外來故事 ，但學者曲德來已指出它實源自東漢人應劭所著《風俗通義》的某則故事，如果不充份掌握研究的原始資料，便會直接影響研究的成果 。
此外，我們亦要掌握其餘四部作品的資料，包括故事源流、分期、地域和版本等，利用這些接近中國傳統重視考證的研究方法，可以補充比較文學的不足，在只尋找外國文學與本國文學的影響關係的工夫外，亦對本國文學傳統加以發掘和掌握，當我們再整理這此資料進行比較和分析時，立論才顯得扎實。
接着，我們將進入整個研究的核心部份，先結合「影響研究」和「接受研究」的方法，尋找這五種作品如何相互影響和接受，例如布萊希特如何吸收中國戲劇特點 ，並加以創造來改變「灰闌記」，而西西又如何在接受之餘，又何跳出既有框框而由馬壽郎出發 。此外，我們更可以跨學科的角度，由文本外的社會、文化、宗教和歷史環境等因素出發，分析外緣因素如何影響它們，從而改變各自的表述重點，而這點亦可解釋這些中西灰闌記的主題模式改變的外在因素，主題各有則重，如《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的公案色彩、《灰闌記》的愛情主題、《高加索灰闌記》的社會批判意識，這有助文章開拓更多的研究和討論空間。
繼而，我們亦可從文類學的角度，分析這五種作品的文類特點，來自聖經、中西戲劇和現代小說，既有古典又有現代，差別很大。但是，當我們用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理論來配合「平行研究」的討論，就會明白這五種作品的所有相異皆基於敘述的出發點不同，例如《聖經》所羅門王斷子和《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的故事敘述主要出於羅門王和包公，表現他們的才能，《高加索灰闌記》的敘述更是「劇中劇」式的，敘述視點更經常轉換，而《肥土鎮灰闌記》的敘述，更轉化及移用李行道和布萊希特的作品，使敘述層次和角度多元化，亦配合作為短篇小說情節緊湊的文類特點。這五種作品的共性正是敘述層次和角度衍變和轉化，從而構成不同的「灰闌記」式作品，彼此的差異正源自不同敘述的可能性，正是不同敘述而帶來不同的「灰闌記」，由這個結論更可引導大家反思故事和敘述的關係。
由上述的分析中，可見比較文學的方法有助了解和認識不同文化體系下，文學作品的不同差異，例如五種「灰闌記」的主題各有同異，從中達到中西方文學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比較文學的研究特點和方法，重視研究者以多角度思維及分析方法切入討論，例如單單分析五種「灰闌記」，便要結合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外緣的方法，及文體學和敘事學理論等的內緣的方法，有助補充傳統中國文學研究方法單調，有助深入研究。但要注意，運用各項方法和理論時，一定要對它們熟悉，例如直接看理論的原文，或使用較好的中譯本，不能錯誤使用方法，造成維斯坦因教授所指的忖測性「亂比」 ，破壞硏究的邏輯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使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亦有助溝通中西文學，對整體世界文學作出貢獻。以「灰闌記」為例，既然它於不同時代和地方出現，這個文學現象足以引發深入的文學研究，十分有意義，並發掘不同「灰闌記」當中的共同文學性。正如學者葉維廉所言，中西比較文學要「尋求共相」，所以要「放棄死守一個『模子』……從本身的文化立場去看，加以比較」 ，運用多變的方法和理論，做到陳鵬翔所主張的「找出文學創作的一般法則和共同規律」 ，這並是比較文學帶來的優點。
但有一點要留意，比較文學的方法很容易被套入表面化的分析中，前文已有所綸，故我們連用時，不要被它蒙蔽本來分析的問題，分析時一定要以作品和問題為核心，方法只是輔助工具，這點學者陳炳良早已提出 ，大家一定要注意。
五、總結
總括而言，比較文學是一套方法學，當中的理論和具運用各式其式，很多學者已作嘗試，包括用它來研究中國文學。而本文亦設計了一個簡略的研究方法，並討論它的實際運用的優點和局限，提出一些可行的改善方法。不過，具體落實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是要透過不同形式的實踐來達至的，希望本文能達到上述的分析，有助大家懂得如何運用它來研究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