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胡淑雯

  時間：2009年5月7日

與其說是「壞女人」，不如說我想討論的是那些「失敗」的女人、「壞掉」的女人，這些做不成「好女人」的女人們。就像《時時刻刻》中描寫的、茱莉安摩爾所飾演的角色，可以當一個好妻子、好媽媽，又有一個好丈夫，一切狀況看起來，她都可以做個完全的「好女人」。然而究竟是什麼讓這個看起來處在幸福中的中產階級女人暴烈地打破這一切？電影與原著小說《Mrs. Dalloway》互文的方式在於以描寫一個女人的一天，來穿透出一個女人的一生，在平靜表面讓人看到其下的斷裂。

所謂的「藝術的眼光」，其實是一種對現實保持警戒(alertness)的眼光，如果現實有了裂縫、細不可察的破碎感，就察覺得出來，這就是artist eyes。在《時時刻刻》裡，茱莉安摩爾的兒子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在沒有人察覺到茱莉安摩爾異狀的時候，他是唯一察覺到一些什麼的人。她是個盡職的母親、對丈夫有情有義的妻子，對她而言要自殺是個非常困難的決定，而她最後在掙扎時讀的就是吳爾芙的《Mrs. Dalloway》，而Mrs.Dalloway其實是一個因為過於害怕自己的冒險性格最後會帶她走向無法控制的局面、而選擇一個個性安全保守搞政治丈夫的女人。

這種「沒有選擇的生命狀態」，在另一本小說及其改編電影《真愛旅程》(Revolution Road)中被舖陳得更直接。凱特溫斯蕾是個一心想當藝術家卻沒有才氣的女人，或者說她的才氣不符合時代的需要--其實有時候一個人被認定為沒有才氣，常常是因為其才氣不符合時代和他人想要的需求罷了。而她的丈夫則在卡夫卡式的體系裡工作、工作內容僵固、日復一日的枯燥乏味。終於凱特覺得無論如何日子不能再這樣過下去，一定要去追求生命中的熱情。她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麼她並不確知，但她卻不干自我墮落、不想變成自己最討厭的那種人。凱特的失敗是因為現實的力量實在太大了，就在她與先生決定要去巴黎的時候，先生卻在此時得到了升遷--原本先生也受不了他身處的體系了，卻在此時此地得到功名利祿，於是本來那個令人厭憎的現實好像又沒有那麼令人無法忍受了，先生因此就不想去巴黎了。凱特面對這樣的情況，經過一陣內心翻攪後也同意不去，但卻開始有了死亡的衝動--她開始想謀殺小孩、有了入夢的阻礙，她抗拒、抗議作為一個女人和母親的身份，並且開始強烈感覺到自己可能會死。她最後選擇的死法，看起來好像不是自殺、卻又帶著自殺的渴望，倘若她的死足以被證明是自殺而死的話，對活下來的人是非常大的打擊，所以她才這樣選擇吧。

而回來看《時時刻刻》裡的茱莉安摩爾，她在讀著《Mrs.Dalloway》考慮著自殺時，最後一刻她因為想起聖子裡的孩子，而乖乖的回家。不過最後她仍然選擇拋夫棄子，走後再沒有回來，最後在她兒子的葬禮出現時，對兒子最親的朋友說：「我但願我能說我很後悔。」言下之意，她對於自己拋棄作為妻子和母親身份的選擇，其實仍然慶幸。

相較於茱莉安摩爾，有更多如凱特一般終究在革命路上失敗、接近瘋狂的「壞掉」的女人，像是田納西威廉斯劇作《熱鐵皮屋上的貓》描寫了一個對很糟的環境仍死不放棄、死都不離婚的女人。以及他1947年的名劇《慾望街車》中也有一個這樣接近瘋狂的女子。《慾望街車》於1951年改拍成電影，但原作中對勞工階級男性工人身體的迷戀(男同志中有一支特別喜歡這一派的)在電影裡卻完全被主流化、合理化。裡頭那位母親一輩子最想要的其實是一種很抽象的東西，叫作「溫柔」，卻始終得不到。這故事發生在紐奧良--流言和八卦最大的特質就是讓成見和偏見介入演繹生產的過程--白蘭琪當過貴族，以此去眨低馬龍白蘭度，所以白蘭度不斷跟妻子吵架。最後白蘭度對費雯麗施暴，其實是以男性的暴力與強暴的企圖意圖懲罰她--這個以貴族身份眨低他的女人、同時也是破壞了妹妹Stella與他婚姻的女人，而且白蘭度知道白蘭琪是有意將他逼至這個地步，他也知道白蘭琪其實對他有所迷戀。但當白蘭琪向妹妹Stella抱怨白蘭度企圖強暴她而未遂時，Stella並不相信，認為白蘭琪已經發瘋，才捏造這種子虛烏有的事。電影的結尾，療養院派來一名老紳士，把被壓制的白蘭琪扶起、說有大亨搭著遊艇要來邀請她，這「好心的陌生人」說的好心的謊話讓白蘭琪有了台階下，遂前往療養院。

回頭看《真愛旅程》，凱特在死前不斷夢見死亡，其實是因為她不斷在質問自己的良心：為什麼我做不下去、為什麼我做不成好女人？在這個反抗的過程中，她其實是在衝撞體制、最深層的道德體制。

我最近其實在參與一個白色恐怖口述史的計劃，去訪問了許多的受害者及家屬，可是大部份的人不是已經過世或處在無法說話的狀態，就是說話一直在「跳針」，反述強調自己的清白或是記憶裡最恐怖的一幕，他們完全無法敘述究竟發生什麼事、或者對於提起當年的往事仍然存有層層疊疊的恐懼。

在這整個過程中，我想我學到的不是這些故事有多重要，而是發覺到，當我們想去聽時，這些故事和敘事者早就，壞光光了。這些失敗的訪談，沒有可靠的細節，只有遺忘。人為了抵抗遺忘，就會虛構、誇張記憶…最後只剩下小說可以收納這些失敗的人、壞掉的人生，他們就是藝術要收留的人，是小說家要用陌生人的溫柔把它承接過來的東西、把這些無法發聲的人的故事收好，然後好好對待。

我一直認為，小說作為一種藝術，是非常關心失敗的。因為只有失敗的時候，我們才有機會去叩問，現實是什麼。小說家要面對的，永遠是，現實那麼巨大、那麼堅硬，我們究竟可以如何描寫它？

1851年，美國南方發生了一棒殺嬰案。在1970年代，Toni Morrison整理報紙時發現了這個案件，得到靈感而寫了《Beloved》--中文翻成《寵兒》，但我始終覺得「至愛」是個比較適合的書名。1860發生了南北戰爭，回推回來1851年是美國蓄奴的尾聲，大量的黑奴開始逃離主人家，希望得到自由解放。而Toni Morrison透過這則殺嬰案來重構出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那些人生被決定的人是怎麼過活，為何最後她會選擇殺掉自己的女兒？是因為她太愛她的女兒、不想讓她面對怎麼樣的世界、不想讓她成為人生被決定的人，所以才決定親手殺了她。這名生活在當時艱困環境裡的黑人女性，她破碎的一生和痛苦的決定，就透過小說家而重新得到了生命。

我一直認為，好作品的決戰點，就在於它善不善良。

其實寫作可以是非常虛榮的，尤其當你開始寫、進入那個準備被批評的狀態，就會變得更虛榮。我自己大學時代都在忙著談戀愛、上街頭，真正開始看書其實是很晚很晚的事，而這意味著我是因為需要看書才開始看書。寫作也是如此，我開始看書後，看到某一天突然覺得，或許可以寫吧，可以寫寫看，那是因為我需要。寫的人要注意一件事：不要太早就被偏見介入去觀看。

以上是我從自己當時寫下的筆記裡整理出來的，只是當日演講的一些--我認為的--重點，不敢說是演講全貌，祈諸君諒察。<(_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