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姊妹妹向前走〉從雅子妃看女性憂鬱

文／鄧惠文

1993年6月，日本皇太子德仁迎娶小和田雅子。這位自哈佛畢業、至牛津深造、於外務省擔任要職、懷抱外交官大志的菁英女性，擱下手邊未完成的論文，成為皇室的一份子。

在盛大的婚禮之後，雅子並未如預期般展現婚姻與事業並行的女性夢想，除了在例行儀式中與其他皇室成員一同出現，民眾不再看到關於雅子個人風采的報導。她隱身於皇宮御苑，人們逐漸忘了她充滿自信的聲音。

多年之後，關於雅子的話題只剩下「太子妃何時生子」──一個女人延續香火的責任、懷孕、流產等問題。即使有了女兒，她仍無法擺脫生子的壓力，因為反對修憲、不准女性繼承皇位的保守勢力仍然頑強。

現代版的王妃故事引發人們的好奇，也挑戰女性「自我實現」的矛盾。

＜走入家庭後＞女強人VS. 父權 誰戰勝？

「性別平權」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貌？不只是日本，台灣的性別處境也面臨著瓶頸。

表面上，女人擁有選擇婚姻、工作、生活方式的自由，但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與賞罰仍充斥著父權意識，雖然可以選擇，但女人往往要為違反傳統的選擇付出代價，像是孤獨、輿論、被排斥、得不到愛，種種「不安全感」讓許多女人最後還是妥協，繼續滿足別人對於「女人本分」的要求。

女人不再為求溫飽而投入婚姻，但若是以愛情為名，要求她們放棄自己的主張、事業或興趣，還是有許多人願意。她們不認為這是「自我犧牲」，反而堅稱是甘之如飴的「自我實現」。

能夠這樣滿足的女子，或許是幸福的。但對於雅子一般的菁英女性，如果終日囿限於家庭，以生養小孩為職志，真的可能滿足她的心理需求？真的能夠說服自己「這就是自我實現」嗎？

媒體報導雅子「選擇放棄事業」、「進入皇室」，但世人無從得知她真正的心路歷程。除了「接受皇太子的愛情」之外，或許當初她並不認為結婚是事業的終點？或許她計畫突破傳統，把太子妃身分轉化為實現外交抱負的資源？

無論雅子的初衷如何，與強固千年的父權體制交鋒絕對是困難的。

如果這些新聞屬實：一個原本在職場上光采煥發的人，被世人評論的重點是「生不出兒子」，一個擅長外交的人對自己的婚事發表感想，卻被指責「發言時間竟然比丈夫長」，在這般生活中罹患「適應障礙症」（或「憂鬱症」），並不讓人意外。

＜女人難為＞我的憂鬱 誰能了解？

在醫學上，「適應障礙」與「憂鬱症」的診斷定義不同，「適應障礙」意指個案「受到明確的壓力事件影響」，因此出現焦慮、情緒低落、功能減損等情形，但憂鬱症診斷並不指涉「是否與壓力事件有關」，而是以症狀種類、嚴重度、功能減損等面向決定。

雖然有明確的醫學定義，但實務上並不這麼單純。以性別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女性的「適應障礙」或「憂鬱症」時，最令人困擾的是：某些使女人感受壓力的事件，在父權文化中並不被認為是壓力。

曾有女性個案抱怨「夫家親戚常要求我們一同旅遊或聚會，我不想去，先生就不高興，長期為此吵架，我已經好幾個月心情不好，睡不著、沒胃口，什麼事都不想做，覺得好疲憊，上班也不能專心。」

這位個案看過不同的精神科醫師，有些醫師認為她的憂鬱是「因」──「因為患有憂鬱症」，所以「缺乏社交互動的興趣」。但有些醫師認為憂鬱是「果」──「被要求做不喜歡的事、不被諒解」，所以才會「憂鬱」。

許多人不認同這位個案的感受，勸導她：「這哪算壓力？妳要有正面思考，公婆喜歡妳、把妳當作家裡一份子，才會要妳一起旅遊，妳應該高興才對！」但如果嘗試同理她的感受，其實是：「每次見面，公婆就問我怎麼還沒懷孕，我在職場上很受人稱讚，在他們眼中卻像個失敗的女人」、「跟他們在一起時，我要一直留心服侍，根本不能放鬆。寶貴的年假不但沒休息到，還比上班更累」、「陪公婆出去玩時，內心總怨自己，難得有空為什麼不是陪我的爸媽？」

觀念不同的人，對於這位個案的憂鬱便有不同的歸因和解讀。就像雅子的適應障礙，並非每個人都能以同情同理的角度看待。

＜誰來救我＞角色束縛 心力更交瘁

憂鬱症是生理、心理、以及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生理、心理的特質決定了情緒反應、調適力、抗壓力等等，但外在事件也常是啟動臨床憂鬱症狀的關鍵。

例如，具有威脅性、違反意願或是使人感覺羞辱、無法逃脫的生活事件最容易造成憂鬱症。某些狀況本身不至於引發憂鬱症，但卻會削弱抗壓力，包括：照顧幼小子女、沒有外出工作、失落、缺乏社會支持，而這些正是女性常見的處境。此外，女性受到較多「角色束縛」，各種角色所要求的心力和時間彼此衝突，宛如「不可能的任務」。

有時候憂鬱的確是一種疾病，但也有許多時候，憂鬱並不只是個人的問題或挫敗，而是自我與外界互動失衡的一種狀態。

憂鬱症在女性高達20%的終身盛行率，反映著女性的困境。她們需要的不只是藥物和治療，還有社會的覺知和集體改變的力量。（作者為萬芳醫學中心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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