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星光大道》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陰柔。我所觀看的幾集中參賽者都是男性，而這些男性，卻都更接近典型的社會定格的女性。他們都在尋求被接受，也追求既定價值對他們的保護。我猜想，「催淚型節目」的受歡迎和充滿母性的觀眾量的增加有關。因此節目的「成功」背後，反映的究竟是什麼？……

2007年四月下旬，由於心臟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我被隔離在台北振興醫院的加護病房裡，有足足近一個禮拜。期間唯一和外界的接觸，就是一架吊在半空中的電視機。在這段漫長時光裡，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手持遙控器面對著電視機，我由此認識了台灣的電視節目，也因此認識了普遍存在於2007年台灣那種焦慮，好勝及極端感性的社會心態。無論是新聞報導、時事評論、綜藝作秀以及遊戲節目，表象是多元開放，更深入一層，就會發現那幾乎一致的躁急搶白節奏，以及存在其背後的內向、無奈及無力感。

有怎樣的媒體，就有怎樣的社會

同樣地，三月底我和來自歐美亞太的評審們，面對著福華飯店的螢幕，透過台新藝術獎參選作品的錄像及文字紀錄，浮光掠影地感受台灣當前音樂、舞蹈、戲劇、裝置藝術、多媒體以及其他「視覺藝術」的發展。身為決審的我被告知四項評審標準是︰作品的完整性、成熟性、技術性及實驗性。我個人認為除了最後一項，其他似乎沒有評審討論的餘地。倒是可以追問︰這些作品和台灣「公共空間」有沒有切身的互動？如果沒有，退一步他們是否誠實反映台灣當前文化的獨特性（例如我所切身感受到的那種內向性、無力感及無奈）？

身為評審其實更在意的是，作品裡有沒有反思和辯證，有沒有墮入率性，煽情，自溺，和反智的陷阱裡———這些作品有沒有成為「無傷大雅」的「高級」文化消費品或裝飾品？在病床上，我仔細觀賞了據說是當前最紅的綜藝節目———《超級星光大道》。我想藉此了解，台灣下一代如何建立他們的身分認同，年輕人怎樣看待他們的未來，以及節目製作人的社會關懷和社會責任的自覺在哪裡？同樣，面對台新獎的提名作品，我也思考著身為台灣的第一線藝術工作者，是怎樣建立起他們的文化身分，並怎樣期待他們文化環境的未來。

陰柔的策略，評論的貧乏

《超級星光大道》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陰柔。典型的淚光「真人騷」，也就是試圖以「真實」來拉近和觀者的距離———當然，商業前提下的「真實」必須符合「眼淚市場」的需求，必須迎合「一般觀者」的認同。我所觀看的幾集中參賽者都是男性，而這些男性，卻都更接近典型的社會定格的女性。

他們都在尋求被接受，也追求既定價值對他們的保護。因此他們自覺委屈、他們感性易哭、他們尋求安全，有如一群易受傷害的小寵物。我猜想，「催淚型節目」的受歡迎和充滿母性的觀眾量的增加有關。因此節目的「成功」背後，反映的究竟是什麼？內斂陰柔的節目能生存，必然來自一個內斂陰柔的社會；而這樣一個以「感性」主導的社會，也就塑造出目前台灣這樣缺乏評論的文化環境。

大眾媒體原是「公共空間」之重要參與者，媒體除了提供一個可以培育民主、自由、公平、公開及公正理念的平台之外，也應努力維護「公共空間」本身的獨立性及前瞻性，更應將培養社會反思和辯證的文化視為己任，而不是一味在鼓勵率性、煽情、自溺及反智的逃避行為。從消極面說，有這樣率性反智的大眾媒體，就有這樣率性反智的社會大眾；而有這樣的社會大眾，結果就產生這樣率性反智的評論文化和環境。

紅衫軍是集體藝術創作

令我納悶的是，台灣的視聽大眾們，是否已只能用這樣極度的「陰柔策略」，來抵制那根本絲毫沒有陽剛氣息的所謂「父權領導」？台灣社會的「陰柔化」是否暗示著人們都在委屈中求存？而大眾是否只能在感性及眼淚中尋找心理的治療？如此遍在的「陰柔眼淚文化」，是不是已經失去面對問題時，積極辯證和主動出擊的力量？然而，我想並不是。2006年八月透過電視，我無法不注意到台北紅衫軍倒扁運動，對我來說，那是一次百萬人參與的街頭集體創作。我曾對其他評審們表示，撇開政治因素，這是我一生看到過最有創意的文化運動，而在創意行動中所展現的理性、冷靜和辯證，那才是真正「公共空間」裡最有力最具評判力的文化行為———這些種子應該已深植台灣的文化土壤裡。我對海外評審們說，如果紅衫軍運動標榜的是行動藝術的話，我想台新文化基金會的初審評審們，沒有理由不大力推薦它進入台新獎表演藝術獎的候選名單。

沒有嚴肅的批評 就沒有文化

我必得承認我個人對所謂「藝術獎」的概念一直都有保留，因為有太多獎項早已失去文化批評、推展文化發展的作用，而成為社交的交換籌碼，就如某些學院頒發所謂「榮譽博士」頭銜一般。但我仍視此次評審為一項挑戰。文化論述的工作絕對是任重道遠，而沒有認真的藝術批評就沒有踏實的文化論述———所有藝術作品都有它出現的因由，討論可以有兩個角度：一是由作者論下手，觀察這件作品和創作者以前的作品有怎樣的變化、發展；一件「新」作品通常代表對以往作品的總結或批判，可以是純粹個人的，也可以是回應社會發展的。另一個角度則是將它獨立地放在當代作品和社會脈絡裡，探討它對當代藝術是否作出獨特而深刻的回應及評議。

我常常覺得，有怎樣的文化就有怎樣的社會，建設性的藝術家未必只停留在顛覆和批判社會的階段（當然他不會相信眼淚可以成為武器），他的能力取決於如何處理個人理想和文化建設之間的關係和方法；大前提還是回到他個人對文化，社會，體制，有多敏銳，有多少認識。

藝術家應是 「第三部門」的尖兵

藝術家的身分可以是多重的———他們可以是傳媒工作者、娛樂家、教育家、社會工作者、評論者，甚至政治活動工作者。但是藝術家如果不當心的話，卻也是最容易被「收編」的一群———因為被收編而淪為三流角色，尤其當他失去了「第三部門」（The third department，非政府及非企業營利組織）的立場，喪失了維護公共空間的目標，失去了他對社會及文化的思考獨立性及敏銳度時，也就是他們最容易成為機會主義者或催淚專家的時候。

我在1980年代初期幾乎年年來台灣，那時代台灣文化界的原創及辯證甚至顛覆性的韌度是相當獨特的。到了八○年代末期解嚴後初期，許多朋友開始使用「收編」這個詞，我想這才是台灣藝術家們真正考驗的開始。而第三部門的其中一個目標，便是要監督、辯證並促進「組織文化」，使其有效地促進我們的社會，文化和藝術的發展。

台灣「三個部門」失衡中的台新獎藝術工作者最適切的角色，是第三部門最前線的啟動者，同時也是維護者。其本分是和政界、商界平起平坐共同尋求創意和進步。而在第三部門中，本來最該擔當守護角色去保護「公共空間」的獨立和辯證性的是媒體；但是當前台灣媒體的失焦程度彷彿已到了谷底。多數媒體工作者在商業和政治的權爭中，早已失去了專業道德準則。他們大多數已被第一部門（政府及政黨），或第二部門（媒體企業界），或同時被兩者所收編，而將公共空間獨立和辯證的理念拋諸腦後。這情況令社會三個部門之間的制衡出現很大的問題，也因此造成社會傾斜並失去和諧及理性前瞻的心態，而台灣有心的文化工作者和大部分知識分子，卻大都採取消極方法抵制，這樣更造就了社會兩極化的表象。

至少有人不相信眼淚……

而這次台新獎提名作品中，我認為很多都是「無傷大雅」的作品。真正觸及公共空間論述的作品少，蘊含顛覆和批判性，或自我顛覆和自我批判性的作品更少。無傷大雅的作品對發展「大雅」其實並沒有任何幫助———藝術家本來就擁有最有利的位置去評議大雅，去建設「新」的大雅———或許這正反映了台灣藝術界對「大雅」，對主流文化制度及既定價值觀，開始失去興趣或質疑。因此當中實驗性的作品大都縮小實驗範疇，專注在形式面的探索及精緻化；作品很多都是內向式地，在既定的框框中墨守成規，「本分」地作實驗。相反地，表演藝術項目卻最少有一半作品從事跨文化跨地區跨媒體的試驗，彷彿在向台灣政府「本土化」的文化政策，擺明他們的對立。

我個人認為2006年入圍作品中，最耐人尋味的是視覺藝術類的「嘉義縣2006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作品直接觸及文化界和第一部門（政府）的互動論述，可惜沒能顯示出任何過程中屬於公共空間評議或自我評議的部分，因此很容易被閱讀為一次兩者不平等互動的經驗，從而有被「收編」的印象。我個人倒覺得，如果我們能將其和「2006年紅衫軍行動」放在一起分析比較，會是研究台灣當代文化「行動」的一個重要個案。

姑且不論這作品在別的評審眼中評價如何，有沒有傷及「大雅」，都不重要———至少我知道，作品背後的藝術家們，都和我一樣，不相信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