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輝煌的記憶保留在那張發黃的相片裡。相片裡父親胸前戴著大紅花，手裡握著指揮旗，雄糾糾氣昂昂的站在黃浦路道口處。照片背後寫著：攝於1984年。父親指著照片對我說：「這可是領導親自給我戴的呢！」母親撇著嘴說：「又顯擺了不是，不就是一朵破花嘛。」父親臉脹得通紅，他死死的瞪母親一眼，氣沖沖的走進屋，門哐啷一聲使勁關上了。已經耳順之年的父親以無聲的方式反抗著母親的蔑視。

父親不是一個喜歡顯擺的人，他一生都生活在平凡中，他一輩子走得最遠的路就是湖北省的黃梅縣，但是父親卻很少提及。母親說那是父親這輩子最痛苦的經歷。就在他被下放到黃梅縣的那年，爺爺奶奶在武昌的糧道街被紅衛兵打得口吐鮮血。爺爺奶奶臨死也沒能見到他們唯一的兒子。1978年父親獲得上級一紙准予回城的批文後，爺爺奶奶矮小的墳頭荒草萋萋，幾近難尋。父親的家產被早回城的人們分割而占有了，父親像其他許許多多的回城人那樣，在徐家棚鐵路兩邊用廢磚塊、舊瓦片搭建了兩間低矮的棚屋。

上級終於為爺爺平了反，父親也獲得一份在鐵道上的工作：道口工。每天早上6時40分，一列火車從兩排矮房之間的鐵軌那一頭慢悠悠地探出「腦袋」，一路鳴笛駛來。父親就立在站台上，火車還沒有靠穩，就與其他許多人那般跨上火車，開始一天的行程。在其後二十二年的日子裡，父親就像鐘擺一樣在黃浦路與徐家棚之間搖擺，風雨無阻。

父親的工作在母親的眼裡是不入流的，最主要還是指沒有任何技術含量。有一次母親對我說，你爸那算什麼事兒啊，三歲的孩子都會做。父親這一次顯得怒不可遏，他將凳子使勁的砸在地上，雙目圓睜的瞪著母親，像要噴出火來。母親被父親的舉動嚇得一下子跑到我背後驚慌的喊：「你要做啥，想要打……人？我……我才不怕。」父親那天晚上沒吃晚飯，任憑母親怎麼喊。母親訕訕的對我說：「你看你爸，老頑固。」我無言一笑。

夜深的時候，我敲響父親的房門。父親的床上放了很多紅色的榮譽證書。他一本本的翻開看過，再一本本仔細的抖落灰塵放進抽屜裡的鐵盒子裡。父親指著滿滿一盒子的榮譽證書對我說：「你看你看，她怎麼說我做的事是小事，是三歲小孩子都能做的事呢？我雖然做的是小事，但是同一件小事做了幾十年卻沒有犯任何錯誤，難道還是小事嗎？」父親的眼神裡充滿苦悶。

父親珍寶般的愛護著那個盒子。母親很不滿：「老東西把那看得比命還重要。」在母親的眼裡，她與父親幾十年的相扶相持居然比不上那些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證書，作為一個女人，母親有理由不滿。只是母親不知道父親對於母親的感激都存在那些證書裡。人一輩子會走很多路，可是總不能在每個地方都刻上「某某到此一遊」，父親便用那厚厚一摞的證書來證明他曾經走過的那些路。那些證書就是他人生的路標。父親看著那些已經失去往日光澤的鮮紅，那些發黃的輝煌就從記憶門裡轟轟烈烈的打馬歸來。而在那些輝煌的背影裡，父親說：「這有你媽的功勞。」父親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他講不出口，母親又怎麼能知道呢。

八年前，城鎮建設重新規畫，市內火車線路外遷。作為交通最擁擠的地段之一，黃浦路的火車沒有爭議的走了外線。每當這時，我總是想把父親寫得偉大些，想將他寫成「積極支持國家建設，支持政府決議」的高尚公民，但是他下崗的那一晚，他酒後瘋狂如野狼的抱怨聲，他醉倒滑到桌下的抽泣聲還縈繞在我耳旁。父親上訪過，但是他很多次還沒有走進政府的門，就被衣著鮮亮的保安「請」出來了。終於有一天，父親在報紙上看到武漢三鎮的鐵路幾乎都外遷，往日的道口都不復存在時，他有些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徐家棚到黃浦路的火車已經作古，鏽跡斑斑的鐵軌五年前被全部拉走，留下光禿禿縱橫交錯的路基，讓人還依稀能看出當時京漢鐵路繁忙的影子。二年前，徐家棚被開發商相中，於是往日列車穿梭繁忙的路基被夷為平地，路基兩旁的低矮窩棚也相繼拆遷。父親再一次試圖與政府對抗。當他看到輪胎比他人還高的推土機冒著濃煙凶神惡煞而來時，這位接近五十歲的男人嚇得腿如篩糠。

地鐵與輕軌輕易的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它們深深的滲透進城市的肌理之中。十年前乘市內火車的圖畫已經在人們的記憶裡黯淡了，人們想像不起十年前「坐火車的人，都是踩著上下班的點，沒有行李，也沒有離別，早上，他們翻著報紙，端著早點，晚上，他們帶著一身的疲憊」的景象了，當然也沒有人會記得千百個像父親那樣無論風吹日曬都盡職的守候在道口處的那些道口工們。生活是一列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列車，←嚓←嚓的疾駛而過，留下的痕跡怎能禁得住時間那把刷子？單單是父親們，行走在時間的單行道上，妄圖絆住時間那急匆匆的腳步，卻換得遍體鱗傷。

一個城市的變遷，首先是從最底層開始。黃浦路道口的繁華早已不在，三層立交橋層疊在空中。在那一刻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街中的道口房外，街道上兩處護欄被放下來，父親站在負責的護欄位置上胸口戴著大紅花搖旗守候，警示行人止步。父親睡夢中熟悉的喇叭聲響起：「火車就要開過來了，請大家在欄杆外等候，不要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