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點成熟、沉澱的城市，像台北，總會形成此一撮彼一撮的小小聚落，大部分的人便依附在他的聚落裡獲取其社交養分。

有一段頗長的歲月，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人們大量的住公寓與安坐客廳看電視，造成極大規模的減少串門子、減少與街坊閒聊的社會新狀態。近數年這種情況開始改變，人們安坐家中的時間少了，往外找人群了，甚至大樹下、騎樓底、公園中四處參與別人的活動了。有些不運動的，如今與三、五人一同練站樁或八段錦了；有的不唱歌的，開始陪著鄰居一起吼吼卡拉ＯＫ了；有些不跳舞的，開始在黃昏的永康公園裡也站進隊伍裡一起跟著節拍提起腳扭動腰來。

這諸多的變化，像是又回到六十年代以前中國人在農村社會時的群居情態。尤其是這七、八年特別明顯。

這或許可以稱作一種叫「台灣的寂寞」之東西。也就是，近三十年台灣的勤奮、富裕、自謙而後變自負、對人生的揮霍與享樂等等，最終逐漸演變成某種心靈中的巨大空乏。最後，他仍然需要人，需要別的人所散發出來的溫熱。

其中最明顯的，是需要講話。

或是他講，或是他聽別人講。

說來好笑，講話，居然成為一種病。講話，居然也成為一種藥。

朋友中居然有凡遇上人便開口講個不停的例子。而且還不只一兩人。可見這是社會已然實存的狀況。他們為何如此迫切要把話大量講出來給人聽？莫非日子過得太冷清了。但何種日子方是冷清日子？據說「富裕」，常是冷清的先決條件。但最大的可能，是這樣的人花太長的人生歲月進行自己最視為必要的事，久而久之，他進入自己的牢籠。自此之後，他凡遇人，便視之為探監親友，趕快大量的把肚子裡放了一輩子的話一古腦兒講出來。

那種一輩子生兒育女的家庭主婦，到了六十出頭，自己女兒生的外孫還請她帶，這樣的服務人群的老太太，永遠不可能有這種「多話症」。乃她沒有「過度超量培養自我」的孕育過程。

幸好台北是一個「人的城市」，有極多的角落與極多的人眾猶能容納其他寂寞的人；讓他們可以經過探看，甚至可以停下來聊上幾句，更甚至讓他們滔滔不絕的清除心底之大劑量收藏。

但不久他們又回家了。家，是他們心病的根源。君不見，這些滔滔不絕者有時像是不願回家，乃他們的療程好不容易才進行到熱鬧處，還未完成。

應該有許多夏令營，令想要接近人群的人可以參加，晚上便住在外地，甚至住在野地的帳篷裡。白天的活動是節目之主體，最好是有不少體力之勞動，如挖地、整土、種菜，或是登山、涉溪、健行。中途休息時，不妨有唱歌跳舞、講笑話等娛樂，如此參加者便投入了人群，往往暫拋了自己；或是投入了勞力而暫拋了自己的心思習慣，不正是最好的度假兼遊戲之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