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漁夫不再捕魚，類風濕關節炎破壞了他的膝蓋組織，強忍著疼痛，他只能在港邊瞭望船隻，聽潮水拍打著堤防，看被拋棄的塑膠瓶罐在港灣內飄流。

他原本已走出這一座漁村，走出這一小小的海灣，去到台北，假日在一個文藝營隊，穿起花條紋襯衫，梳著分頭，眼梢有海風的粗獷、岬角的鎮定。

「將來寫詩要像老師一樣好！」他看著我，開門見山地表達，透露不識艱難的熱切、純真。我交還他的詩稿，提醒語言何妨更自然，詩意則宜雙關，如流雲有倒影。他很珍惜找到一家小雜誌社擔任編輯，終於可以不要打魚，不必害怕暈船嘔吐而不敢吃早餐了。

「我最瘦時只有四十五公斤，」他說：「一上船就吐，吃多少就吐多少。所以我早上出海前就不吃東西，空著肚子。每天都這樣，等下午船回港才敢吃飯。」

編輯是他下船後在台北的第一份職業。一個禁不起顛簸會暈船的青年漁夫到了陸地，從漁會到農會一路找工作，從金山鄉前進到台北，慢慢發展出文學喜好。我就是在耕莘寫作班遇到他的。

「老師，什麼時候您有空，我帶您出海。」他常說。他父親是一艘大型漁船的船長，要調動其他小型海釣船，不難。不在浪頭上討生活，他的心反而有了海的明亮遼闊。讀他的詩，知道他有一個啞巴小弟，襁褓中發高燒失去語言能力，一輩子待在漁村幫人整理漁網，不時發出「啊！啊──」的尖叫或喉音，憤怒與鬱悶都發同一的單音。他那首〈魔術師──給啞巴小弟〉的詩，起頭兩句：

聽你的話如解一首晦澀詩聽我的話你總用手指摺疊

兄弟情切，因聲障無從表達，弟弟只能屈指比畫，做哥哥的他並無從會意。但在詩的結尾，他仍然對弟弟發出讚嘆：「宇宙大得如你手掌那麼小！」意思是弟弟的手語可變化出一個宇宙。

在耕莘寫作班，他認識了一位叫小萍的女孩，同樣對文學懷有夢想，兩個人在親友祝福下成了家。妻子仍在工廠做工，先生換到一家經濟研究社當雇員，都屬受薪底層，寄居於物價昂貴的大都會，心理壓力愈來愈大。

「我很喜歡坐辦公桌，可是薪水低，小萍希望我去賣魚。賣魚的利潤比較大。」他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後，終於丟下筆桿，開一部小發財車改行賣魚了。為了搶到魚貨批發市場的停車位，凌晨兩點得從家裡出發。燈光與人聲喧嘩的魚市四點開賣，新撈上岸的魚分裝成一箱箱五六十斤重。他說車子停近一點就少走一段路。如果來晚了，不是怕標不到魚，而是怕搶不到停車位。

夫妻倆聯手主持的「金山漁家」店號，在永和市場，從早上六點一直賣到下午三點，風雨無休。他從初中就上船捕魚，吃過海上的苦，懂得各種魚性，隨口講兩句都令人覺得新奇，魚貨又新鮮，很受主婦歡迎，一天要賣兩百多斤。拚死命幹活，不到三年就買下一棟自己的住屋，不必再花錢租別人的房子。小孩交給遠方的岳母帶，一個禮拜探望一次，夫妻每周日下午收攤，開一百公里路去看孩子，靠罐裝濃茶驅趕睡蟲。

「日子很寂寞，因為遠離了寫作的朋友。」他說，在發病之前，不知無止盡的疲倦是會傷害免疫系統的。不喝咖啡，他一向喝烏龍茶提神，從一天一罐、兩罐增至三罐。終年沒有放鬆的一刻，更要命的傷害是睡眠不足。

「船員還有嘻嘻哈哈打鬧的娛樂，我賣魚，沒有時間休息，所以愈來愈不愛說話。」

那一天，是星期天，探望孩子的日子。魚攤收市他就覺得眼皮不聽使喚，全身燥熱，冰過的烏龍茶連喝五罐，情況仍未改善，勉強開了車上路，去岳母家，心頭急慌慌的。晚飯後折返，躺倒客廳沙發就起不來了，肩頸僵硬，頭痛欲裂，兩眼睜不開……初步診斷為類風濕性關節炎。那年他三十六歲，「金山漁家」的店招不得不卸下。在不明疼痛底細的情況下，只能不停尋醫或把自己關在家裡，行動一天比一天困難，併發躁鬱症。

距發病五年，協議離婚，放棄小孩撫養權，沉默地回到出生地：金山。他清楚記住了那一個使他變成社會邊緣人的日子，一個讓他畢生痛楚的臨界點。

無望的日子，他拿頭撞牆，撞成腦震盪送醫，護士問為什麼要撞，他回答：「懊惱。」雷雨的晚上他也曾拿著菜刀衝出家門，家人在海堤上將他拖回來。不久，他就進了宜蘭一家精神療養院。

「醫院離海邊很近，但看不到海，海被山嶺遮住了。」他告訴我，每月領七千救濟金，住療養院花六千元，剩一千零用。

「醫院的人很兇，不聽話會被綁在鐵欄杆上。」每隔一兩個月，他總是突然打來一通電話。「電話也受監控，」他低聲在那頭說：「我騙他們要打給家人。如果說打給老師，會不准。」

我不知實情如何，但他擔驚受怕的心可想而知。接到他電話的時候往往是他精神狀態最好的時候。他捨不得一下子就掛掉，滿腔的怨悔，剛化去一些，旋即又因寂寞而滋生起來。他很可能會在那裡待上一輩子，但妹妹不忍心，前年接他回老家。他也極力想擺脫精神病的控制，求醫生換處方，試著減少某些令他昏沉的藥。

回到金山，他有了自己的電話，但折騰這麼多年，能打的電話寥寥無幾。「只有老師最疼我……」每次聽他這麼說，我都黯然。他住在緊鄰漁港的一個小坡上，低矮的水泥瓦房，潦草地塗布著防漏的黑色柏油，一尺半見方的小窗用塑膠板蓋住。窗子面東北方，冬天吹東北季風。這裡原是漁人宰殺魚的魚寮。

我造訪過兩次，第一次先約好他在家等。刻意騰空的沙發是他每晚輾轉權充的小床。我問：「你沒有床嗎？」他打開另一間一坪的小屋說有。那是沒有窗的裡屋，和沙發一樣侷促的床板上堆滿了雜物，頂上吊一盞四十燭光燈泡。太封閉了，難怪他寧願睡在外屋沙發上。角隅有兩座書架，大多是新潮文庫的書和一些詩集、詩選集。《白鯨記》、《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自我影像》、《草葉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幾乎全都是倒放的，像他的人生，顛倒而且閒置了。空氣裡有一股霉味，我提醒他要開窗。他說好。我說睡沙發不是辦法，你要把裡屋的床整理出來，睡床上，不關門，把門當窗用，使空氣流通。他也說好。他搬出兩疊手寫的詩稿，我挑著看，指出某些地方須刪節。我告訴他龐德的〈在地鐵站〉，原長三十行，刪成十五行，最後定稿只剩兩行；艾略特的《荒原》原長八百餘行，定稿也不過一半。我和他一起刪他寫的〈紀念碑之花〉，從三十幾行改成二十行，節奏從疏漸密，意涵從不明漸覺飽滿。我為他的詩能改造而快慰，他則為自己作品的新貌而興奮。

臨去，他陪我往左邊的沙灘走。攀爬右邊的防波堤對他而言太辛苦。許是心情變好，我覺得那一天的海浪特別好看，秋天的夕暮，天氣還不冷，海水一波波湧向沙灘，金黃的沙粒吸滿了水，倒映出天光，幾疑是一面水鏡。海浪嘩嘩唰唰，先是低伏緊跟著高起，捲動衝前，後面又一浪壓下，碎浪滾進白沫裡。

「海浪是舞動的梯田！」他脫口而出。我看著浪，無語，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就這樣潮水日夜般推移著，徒然無助。

上個月，氣溫驟降至十度，我途經北海岸，不期然想起那小海灣，方向盤一轉就進了漁村。環抱村子的青山沐浴在濕泠的雲霧裡，瓦舍密集處有幾團藍色炊煙。我四下張顧，在老舊的屋群中矗起了一座突兀的新樓，細看其他房屋，原來也貼有雜花色小磁磚，這村子的外貌與山海並不相融。他住的黑灰色魚寮最不起眼，反倒最自然，像岩石、海風、土地一樣近乎原生。門上掛了把鎖，想必又就醫去了。

我一個人往燈塔方向走。海堤下方布滿塑膠袋、檳榔汁、紙屑、魚骸，還有沉沉一股尿臊味。爬上高堤，整個村落與蔚藍無邊的海景都出現眼底，漁港被石岩圈住，岩頂是青蒼的小山，漁村錯落在岩腳上。

白浪激濺於岬角兩側。只一堤之隔，藍海就無法洗刷陸地肆意的汙染。我很訝異，不是假日竟有那麼多人四散在各處釣魚。有一種黃翅扁身手掌大的魚，釣客說叫「赤翅仔」。

「明明是黃色，為什麼叫牠赤翅仔？」我問。

「哪知啊──」

另一種圓球型如刺蝟，產自於大海，竟說是「河豚」。看來也無從究理。

他們抽著菸，在風裡大聲說：「失業了，來這裡上班。」冰桶裡有最新鮮的沙西米；尿急了解開拉鍊就地揮灑。

漁村的婦人多半忙著做箱籠繩釣的前置作業，把墨魚肉密實地鉤在一個個四方型的箱子邊。面海的小餐館不見任何人，收音機仍有一搭沒一搭地唱著台語歌，飄出門外，斷續在風裡。偶爾聽到漁船引擎聲，緩緩越過燈塔，進入航道。回航的漁船在晃動的波光裡，跟午後漁港一樣疲憊。

我遙望海堤，想到我寫詩的小兄弟仍在與精神病和日漸惡化的類風濕關節炎搏鬥，他能夠靠意志擊敗命運加諸於身的挫折嗎？這海灣若在荷蘭或日本，將是多麼美麗的漁灣啊。然而，在這裡，那些被拋棄的垃圾，什麼時候才會被注意到？而我的小兄弟，也只能日日看著港灣內飄流的瓶罐，聽潮浪洶湧地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