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可樂王

依稀記得有一年外交人員特考，作文題目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個題目出自《論語‧子路》，要是放在今天來考，外交部大概招不到一個人。「專對」，一個日常上的罕用詞；一個專業的境界。

跟外國人談判不是語言溝通順利與否就能完事的。談判者對於本國所應堅守的權益必須有極為深刻的理解，以及極為堅定的信念。

甲午戰爭之後，滿清對東洋的開放，勢有不得不加劇的迫切之感。每一次談判都令那些科舉出身的大老巨公們頭痛不已，因為他們不知道「在國際上，我們應該擁有多少人格？」當是時，對日開放蘇州租借區的談判就是一個例子。日本人要求在蘇州開設商埠，這是不得已的事，問題在於開放甚麼地段讓日本人經營──或者說盤據。當時，日方的談判代表叫珍田捨巳，珍田銜命來蘇，目的是要取蘇州閶門以外的地區開埠。

閶門，早在春秋時代吳王闔閭時就已經建了。當時的闔閭城規模之大，即使在後世言之，也是極為壯觀的一項工程。全城周長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又二尺，外廓六十八里六十步，內外共三城環環相套，城外的護城河就有五十到一百公尺深。城高兩丈八尺，厚一丈七尺，呈「亞」字形，共有水陸城門八座，北面是齊門、平門，東面是匠門、婁門，南面是盤門、蛇門，西面是閶門、胥門。日本人看上的閶門以外之地，是蘇州精華地區，百姓商家世居於此，屋宇櫛比鱗次；倘若要把這塊地方出讓給日方，光是搬遷，就要引發很深的民怨。在清廷大臣看來，寧可把蘇州城南邊盤門以外的地區劃歸日人為租借──畢竟當時的城南不那麼「膏腴繁華」，割之不疼也。

此時江南的大吏首屬兩江總督劉坤一，可是他奉詔入京覲見，一直沒有在任上，署理的張之洞正掌南洋大臣，得著巡撫趙舒翹的公文，咨請幹員來蘇與日人議約。張南皮可就傷腦筋了，他知道：江南儘管出文人、出學士，可就不出外交這個專業上的人才。左想右想之下，才有人向他推薦了一個人來──黃公度，是個詩人。

黃公度，名遵憲，廣東嘉應人，光緒二年中的舉，科場資歷僅止於此。但是此人文名大，而且有出任清廷駐日本、英國、美國使館參贊的「涉外」經歷。找上他，套句洋話來說：不外是把一個燙山芋扔出手，張南皮並沒有認真以為閶門、盤門有甚麼需要計較的。

珍田抵達蘇州之時，已經得知清廷的談判代表是黃遵憲，遂來到黃下榻的所在拜訪。黃遵憲給珍田吃了閉門羹，說：「住家所在不是談公事的地方，明天到巡撫衙門裡談罷。」第二天，珍田依約來到撫衙，約略寒暄數語，話入正題，珍田立刻表示：「我獲得敝國政府訓令，一定要取得閶門外的區域以為租借，絕對沒有遷就的道理；如果得不到閶門外地區，馬上下旗回國，不再開議。」這番話簡明扼要，而且顯然日方的情報十分準確──他們早就知道清方準備以盤門外地區作為談判籌碼了。所謂「下旗」，更是嚴厲的威脅，說白了就是不惜斷交的意思。

黃公度靜靜地聽著珍田的話，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等對方把話說完了，才徐徐地說：「我們今天在此間應該先辦的第一件事是互換憑證，不換憑證，不能互相認定是外交人員──這是國際定例，絕對不要亂了套。我來蘇州之前，已經取得了我國南洋大臣的札諭，另外呢，此間巡撫也有委派我來和貴使談判的公文書，這兩班文件，稍後我都會拿給貴使過目。至於貴使既然方才說有訓令來談判，那麼貴使從貴國啟行時，自然也應該有貴政府的訓條了，何不先拿出來我們驗證驗證呢？」說完，就從懷裡掏出兩封信札，擱在桌上，一語不發，就等著珍田拿出憑證來了。

這一手實大出珍田之意外，吞吞吐吐了老半天，才囁嚅著說：「來時匆促，忘了帶訓條。您如果不相信，為什麼不打個電報給貴國駐我國的大使，向我國政府問詢，就可以確認了。」黃公度立刻應聲道：「這是何等大事？貴使怎麼可以忘記呢？您是外交人員，連這一點都不明白嗎？如果真的拿不出訓條來，您在此地就只有私人的資格，那麼租借地的事也就不是您所應該過問的了。如果依照我個人的看法，還是建議您馬上回國去領取訓條，再到這裡來開會。我在南京還有重要的差事，沒有時間同您再作無謂的周旋。這樣罷，我待一會兒就要上船啟程，是不是等您回來的時候，我再專程去迎接好了。」

珍田受到這麼兩次沮折，再也不敢像先前那麼意氣洋洋了。等到第二回與黃公度見面，非但姿態低了很多，連談判的條件也放寬了不少。最後竟以盤門訂議，且保全中國商民利益甚多。這一次談判甚至影響到杭州方面的議約，日方的交涉員也不得不以相當的條件讓了步。

不過黃公度是不是因此而獲得較重的賞識呢？

待覆命於趙舒翹之際，黃公度所得不過是「辛苦了、辛苦了」寥寥數語。趙還私下跟他的幕僚說：「我早就說過：洋人不是人類，不可以人道相待。你們總是說我的話太過分了，現在如何？諸君試想：那珍田剛來的時候，我和諸君苦口嘵音，以禮相待，他卻越發囂張桀驁。這黃某人來了，不知道說了些甚麼鬼話，他反而帖然就範，一句話也不敢爭執。說到這兒，話就不得不說回來了：像黃某這種人，萬一哪一天身居要津了，就算把全江蘇都拱手送人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事；這種人怎麼可以讓他得志呢？」幕客們聽到這種強詞奪理的歪論，只敢竊笑，哪裡敢同巡撫大人爭辯呢？

戊戌政變之後，黃公度本來有機會奉使日本，可是他人還羈留於上海，未及成行，就被某言官參了一本，差一點送掉性命──而趙舒翹在這一樁構陷的公案之中，使了不少小氣力！

黃遵憲，歷任舊金山、新加坡總領事，後又官居湖南長寶鹽法道，署理過一段時間的臬司（按察使）。他還參加過上海的「強學會」，和梁啟超一起主持過《時務報》，是一位對於社會參與極度熱中的詩人。他最了不起的成就還是在舊詩的創作和革新方面，與梁啟超、夏增佑、譚嗣同提出的「詩界革命」更有開「我手寫我口」的先河，所謂「詩須寫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在當時更是相當新穎的意見。黃氏著有《人境廬詩草》、《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觀其行事著作可知：敵對者的交流不一定要奉送領土，也可以往來得有風骨、有格調。

清末國局動盪，詩人的〈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皆蒿目時艱，抒懷孤憤之作。〈台灣行〉寫抗日復及於降日，前半篇詩中有「成敗利鈍非所，人人效死誓死拒。萬眾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巡撫」之句；但是台灣一旦歸降，下文仍不免沉痛熱諷：「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縉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旁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霄。跪捧銀盤茶與糕，綠沉之瓜紫葡萄。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為將軍導……」

從此熱諷而反振逆推的結語恐怕讓今天的讀者都會為之驚心：「噫兮吁，悲呼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隱轉睫。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