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縱橫古今【大話方言】誰跟誰學 
 
  2008/11/12 | 作者：易中天
 
  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財大氣粗，大家就跟著學哪個地方的話。

一般地說，官話也就是國語，但清朝的情況有些特別。因為清是滿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國語」是滿語，漢語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親帝冑，都要學「國語」；重要公文，也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然而這「國語」仍然未能普及推廣，反例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滿文化差一點就斷了香火，還得靠錫伯人幫忙續上。

可見語言問題也不單純，它和政治，和經濟，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當年，中華民國國會投票定國語，一些粵籍議員要選廣東話。粵籍議員人數多，當真搞「民主」，沒准會通過，幸虧被「國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勸住了，仍定為北京話。要不然，當官的都得學粵語，小學校也用粵語教學，課本上盡是些諸如「咁」、「叻」「←」、「乜」之類沒幾個人認識的字，國家還不定亂成什麼樣子。現在怎麼樣呢？沒誰動員，大家都屁顛屁顛地學起來，哇←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單啦，誰不說誰老土。照這樣下去，再過些年，定粵語為國語，說不定「哇」的一聲就通過了。

這很讓一些人憤憤不平。從古到今，兩千多年了，從來只有普及官話的，哪有普及「商話」的？學什麼粵語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實，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財大氣粗，大家就跟著學哪個地方的話。粵語成為時尚，只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富了起來，代表著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從廣東登陸，然後再大舉「北伐」。再說香港也說粵語，內地人沒去過香港，以為那裡遍地是黃金，人人是闊老，會說粵語，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見過世面，不「土」。

不過，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業餘華僑」，卻是以說上海話為榮、為時尚的。別看現在香港、廣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廣州」，而叫「小上海」。因為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會，遠東亞洲新興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現代化的代名詞。那時，做一個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會說上海話則幾乎是「高等華人」的標誌。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粵語？土不拉嘰的，算老幾！

可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上海話吃不開了，吃得開的是廣州話或香港話。這可真是誰有錢誰是大爺。

其實，犯不著罵誰是「勢利眼」、「跟屁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語言也一樣。就說上海話，也並非一開始便是「高等華語」，起先也被人看不起過。

上海，原本是華亭的一個鎮，所以上海話的方言語音，一度「視華亭為重」。華亭府後來改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從嘉興府獨立出來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華亭縣志》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可見此時上海話的地位還是很低，誰說上海話誰老土，說嘉興話才牛逼（厲害）。

然而到了清代，嘉興話又不時髦了，時髦的是蘇州話。因為蘇州經濟發達，富甲一方呀！於是，「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沒嘉興什麼事。民國以後，上海經濟比蘇州更發達，上海人比蘇州人更有錢，又沒蘇州什麼事了，倒是寧波話摻和了進來。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標誌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寧波話，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稱「←」或「我←」的，但寧波人在上海當老闆的多，老闆愛說的話，大家也樂意仿效。

比如現在的老闆愛說「埋單」，大家也就不說「結賬」。當年的老闆既然愛說「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了，再說「我←」，就老土了。再後來，上海大大地發了起來，比寧波還老闆，大夥兒便集體地侵犯寧波人的著作權，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寧波人」。

這就叫「誰財大，誰氣粗」。比方說，蘇州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誰又以江北話為時尚呢？沒有。因為蘇州人當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幹活」，也就沒人願意認這門窮親戚。

其實，上海的蘇州人那麼多，上海話怎麼能不受蘇北話的影響？只不過除方言學家外，沒多少人注意和承認罷了。就連嘉興話、蘇州話和寧波話，後來也不再是時尚。後來成為時尚的，是由嘉興話、松江話、蘇州話、寧波話、江北話甚至廣東話，以及其他雜九雜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話」，和明清時代看不起的上海話（松江府華亭縣上海鎮的土話）也不一碼事。

方言就是這樣「趨炎附勢」又「隨波逐流」。它總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齊」。向誰靠攏和看齊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權有勢的地方。或者說，向在文化上最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地方。

也許，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麼大地盤和勢力的原因之一。

因為在政治上，北方幾乎一直是「大爺」。
 

來源：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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