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八年，我已教中學數年，租住台中豐原，外子在台北市工作。有次他回來說，台北縣南勢角有塊地要賣，地一坪三百元，百多人合買千坪，委託營造商蓋四樓公寓，屋款則可分期付。我算一下，只勉強買得起四樓十一萬五千元。

當時月薪不到二千，但我有積蓄，一期期付款。到第三年，以為快付完就有新屋了，誰知營造商勾結地政人員，我們拿不到房產權，只剩原已分割好的地權。外子說先住先贏，否則六七年的薪水全付諸流水。於是我辭掉教職北上，帶兩個襁褓中的孩子住進毛胚屋。

陸續裝修引水設電；而官司也開始，我們一百二十多戶告營造商和地政貪吏。貪便宜的許多二號買主分別告我們每一戶。一年又一年，一審我們輸，一再抗爭，到高院二審，我不再信任律師──也請不起，自己翻《六法全書》寫狀子，帶孩子出庭時，把自己在報紙上寫的相關文章〈系爭房屋〉附上，結果二審我贏了，鄰居跟著我的判例陸陸續續贏官司。

二哥跟我說：長期纏訟，對孩子不好，自己也耗神，不如趁贏官司和二號買主和解。

我大讓步，民國六十七年搬到永和一樓新居，貸三分之二的屋款，但一家人工作上學都方便。而且，第二年，房地產大漲，逐年飛升，再十年永和房子改建成大樓，我得回原先付出的八倍之多，搬到台北市文教區，這一住又二十年了，房價又翻升。

心中常想，幸好當年吃虧讓步，才不會死守著那間山窩窩的小公寓，也常想：老輩人說得有道理：「千算萬算，不抵天一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