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人生是一個鏽掉的鐵罐，關押著一條條沉默的故事……

惜兒很小的時候，經歷了一次性攻擊。她說那時五、六歲，也許七歲，總之是父親失蹤以後，母親也不在身邊的日子。

那是一個蒼白的秋天，惜兒一個人，在別人的菜田裡撿葉子。身為一個寄宿者、一個準孤兒，「總覺得要很乖很勤勞，不斷地工作，才有資格活下來。」惜兒說。

那個人是突然冒出來的，一個逃兵。那幾年，村子裡都是兵，惜兒說，他們住在寺廟、學校裡，深夜傳出人體受虐的哭喊，是軍官在教訓被逮回的逃兵。

惜兒記得自己的兩件褲子都被對方剝掉了，「但是我太小了，他根本進不來。」惜兒說。兒童跟處女終究是不一樣的。兒童連處女都算不上。惜兒不記得自己哭了沒有，喊了沒有，她記得那人在某個堅硬無比的柔情時刻，將褲襠底下的東西收起來，離開了。

事後，惜兒繼續工作，撿拾菜葉，跟事發前一樣沉默地，將心事疊起來收好，像疊起一張揉縐的紙團，藏入心底那個生鏽的鐵罐。

為什麼妳誰都不說？我問。

就是沒想要說。惜兒說。

是不敢說、不想說，還是不知道要說？

惜兒側著頭，想一想，覺得我提供的三種選項並無差別。問題不在說不說，怎麼說，問題在於──說或不說其實沒有差別。「要說給誰聽呢？」惜兒問，「有誰真的在乎呢？」摯愛的人已經不在了，這意味著，有資格聽她哭訴的人已經不在了。爸爸入了監，政治犯，十五年。媽媽去了台北，在中山北路的飯店當女侍，每月寄來生活費，請家鄉的人收容女兒，直到小學畢業為止。

惜兒今年六十二歲，在她精神崩潰之前，從不與人談論自己的事。她的人生是一個鏽掉的鐵罐，關押著一條條沉默的故事，直到最近，故事在死亡的威脅底下起了暴動，將鐵罐炸開，把惜兒變成一個滔滔不絕的，精神病患。

所謂的精神崩潰，就是「界線」的崩潰吧──那些令故事噤默的，理性的圍欄。

妳怎麼知道那是個逃兵呢？我問。

「因為他看起來很害怕，跟我一樣。」惜兒說。

說穿了不就是個孤單的，餓到發狂的人嗎？

惜兒要到長大了些，才知道自己是同情他的。「至少他還有良心，」在那個全然由暴力統治的時刻，「他放過我的身體，等於放過我的命。」男人對惜兒的同情，誘發了惜兒對他的同情，就像我的故事，誘發了惜兒述說的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