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縱橫古今【殷鑑不遠】怎樣轉禍為福？ 為八八水災而寫 
 
  2009/8/25 | 作者：伴食老人
 
  這一次，莫拉克，所帶來的風、水之災，是台灣有史以來數一數二的、是台灣五十年來最大的災害！同樣地，對於政府的指責、官員的謾罵，我想也應該是最大的、數一數二的了！

災害的發生與災後的處理，政府、官員當然是無可推諉的責任，當然得對人民、尤其是身受災苦的百姓有一妥善的交代；然而，戟刺的指責、苛酷的謾罵，能成就什麼呢？

我們只聽到有人說：「我氣得想拿刀子砍人！」「一定要秋後算帳！」我們只聽到有「訐以為直者」的爆料，說：「某官員去理髮、某官員去吃大餐！」我們只聽到隨著不同國情、不諳事況的外國媒體記者對我們領導階層的斥喝（甚至有外國媒體在我們這兒擅自作主地搞起民意調查，我們受到這麼大自然的災害，就連國格也沒有了嗎？）而起鬨、而叫囂的聲音……

我們常把「同理心」、「悲憫心」等等的話掛在嘴邊，那麼，假如讓您處在上述的氛圍中處理、指揮這一次的災情，您是否比他們沉得住氣、冷靜得下來而處理、指揮得更好呢？唉，柔軟心才是共度難關的不二之路呀！否則何時何處沒有災變之來？就以水災來說吧：

漢武帝元狩三年（西元前一二○）、秋，太行山以東大水，民多飢乏，皇帝的處置，是：調撥公帑、向豪富吏民徵財以賑災，把須要遷村的七十餘萬口災民移居到關東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等地，由當地的縣官照顧他們的生活、給田地、放農貸，所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沒想到五年後，元鼎二年（西元前一一五）、夏，又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於是著眼於經濟的改革，置「均輸官」來統籌全國資源分配、平準物價，以當時的財務能員孔僅為大農令、桑弘羊為大農中丞，於是國家安然度過危機。

晉武帝咸寧四年（西元二七八）、秋、七月己丑，司、冀、兗、豫、荊、揚州大水，蝗蟲為災；皇帝問各部會首長，怎樣救災？怎樣重建？度支尚書（相當現在的財政兼經濟部長）杜預提出短、中、長三期計畫：

一是詳細考察受害情況，迅速修建新舊水庫以蓄水；並即刻開放沿河撈捕的禁令，使災民盡得魚菜螺蚌之利。這是眼前最實際的日給之益。

二是水退之後，就其填淤的土地重新丈量、規畫，放農貸、減賦稅於民，使他們可以盡快重建家園。這是中期的明年之益。

三是責成農林漁牧部門，把歷年豢養的四萬五千餘頭種牛，無息貸借民間，助其耕稼，等到收成之後再低價徵稅。這才是國家長期的利益。史傳說：「帝從之，民賴其利。（杜）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領導者有同理心、有悲憫心，當然很重要；更重要的，豈不是要冷靜、沉著地做好災後時期的諸般規畫嗎？這一次的重創，我們都直指中央究責；難道地方首長（譬如縣市政府），一點責任也沒有嗎？那麼，台灣只須一個中央機構就好，何必什麼分層負責呢？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西元五一三）、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相當現在的州縣長）李崇下令軍隊進駐城上，而水增未已；於是，親自乘船在短牆上指揮，水再漲上兩個指頭，城就淹沒了！將佐都勸李崇棄城，退保北山。

李崇說：「我無能，致有這樣的大患；淮南萬里繫於吾身，我一走，百姓勢必瓦解、揚州隨即殘破，國家的損失就難以估算了！我豈怕死？只怕死後到九泉之下愧對王尊罷了……」

王尊是漢朝東郡太守，也是河水盛溢、氾浸堤岸，吏民爭相跪地、叩頭請他撤離，他說：「該走的是你們；我守土有責，哪能說走就走？」直到水退、吏民回來，他只埋頭苦幹地規畫重建大業。這是怎樣的地方首長啊！

重建須得即時，眼界卻得深遠、廓然。《詩經》有一篇〈唐風〉，唐就是現在山西省太原縣的晉陽，也就是古帝堯的封地，春秋時成了晉國的領地；〈唐風〉，就是當地的歌謠。春秋時，吳國的大夫季札出使魯國，魯君請他欣賞古樂，當他聽完〈唐風〉之後，意猶未盡地慨嘆說：「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季札的慨嘆，原因在於詩有儉德之風，而這「儉德之風」根據毛公的說法，是因為帝堯時代經歷了九年的懷山襄陵底洪水，帝堯生聚教訓而養成的民風。

又當唐太宗初即位的第一年，遇到了關中鬧饑荒，米糧一斗值絹一匹；第二年天下蝗災，第三年大水……太宗穩下來，問魏徵說：「今承大亂之後，如何是好？」魏徵說：「正好乘此教化百姓，使心柔軟，才是國家之福。」

封德彝在旁反駁說：「不對！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所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只因欲教化而不能；哪裡是能之而不欲呢？」

魏徵說：「錯！要知道，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

唐太宗採納了魏徵的建言，終於締造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史冊都在，我們再吵成一片，怎麼樣度這災變呢！
 

來源：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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