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毋寧是厭惡政治的，事實上，他一生豐饒華麗的體驗、歷經的思路理念都是從最初始、單純的文學出發……
因為詩人，我逐漸學習認識南美洲。
彷彿在迷霧、幽深的古老莽林間，巨大的蕨類飽含著晶瑩、豐沛的露水，從凝定、凜冽的濕濡大氣裡現身，隱沒，悄靜無聲；對於一生身處流放狀態的詩人而言，無論離鄉多遠，他的思索，他的愛戀，他的憤怒，他的死亡，只要藉諸文字，詩的不朽就未曾離開。我要說的，感觸與震撼，還是──聶魯達。
讀詩的年代，幾乎苦思尋索經由組合、構築的文字美學，我所初識的島上詩人，1949年以後，國共內戰挫敗者渡海而來，勝利者留予大陸的，不到十年他們意外的連綿劫難只是晚了時間幾度，不願淪為喜鵲或九官鳥者只能痛苦的棄筆噤聲；逃難別鄉的挫敗者，至少能以意識流的虛無與艱澀，詩的形式吧，隱藏或者制約自我隔海遙念的鄉愁，青春苦悶地尋找被壓抑的出口，朦朧詩初自台灣而非中國。幾年後，我終得領悟，何以曾有識者甘冒不韙執筆批駁、指摘前輩詩人「玩弄文字遊戲」、「打翻鉛字架」云云，愛深責切之餘，若能明晰彼時的台灣正是法西斯主義嚴控所有，包括：思想、教育、行為甚至是呼吸……什麼是自由、民主？後者的宣示，毋寧就是大陸淪陷的主因，相對於法西斯主義掌權者而言。
慢慢的，我從三十年前的眾家詩冊讀出他們的虛幻事實是一種苦悶的偽裝與紓解。心往何處去？人如何定位？夢怎樣寄託？殘破不堪的故國？陌生冷寂的新土？詩不朦朧何以安身？藉之頹廢的波特萊爾，可以。稱美聶魯達，不行。法西斯主義者怒斥──他是共產黨！197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竟頒贈給這個一生以土地、人民為念的智利詩人……
智利詩人以豐沛、美質的文學榮耀了那遙遠的狹長邊陲之地，智利依然是獨裁、專制的另一個法西斯主義國度，秀異的詩人似乎永遠在危及旦夕地流亡四方。距離詩人萬里之遙，回不去的故鄉未諳太多字彙的硝石礦工人可以清楚地吟詠聶魯達詩句，心虛的掌權者卻以他的詩決絕地定予叛國罪名。秀異詩人是否慨然，流放比監獄更艱難？詩人傷逝於1973年，葬禮之前，法西斯主義分子闖其故居，劫掠、搗毀他的書房，手稿、文物盡付一炬……但聶魯達之名因詩而不朽，比智利還要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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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開聶魯達之詩，我潛身於他的回憶錄，這才驚覺：他依然是以詩記載一生。猶若波瀾之壯闊，歌謠之耽美，革命與愛情並列，他的生命自始追尋著一種人道與公義的終極價值，青春年歲曾襄助、寄予理想的誓言改革者，那宣稱將水深火熱中翻騰百年的人民解救於淵藪之人掌權之後，猶若第三世界國度的悲痛宿命，貪腐、壓迫，詩人難以沉默犬儒，以土地與人民為念的詩，自然成為執政者的肉中之刺。
因為詩，因為社會主義，詩人必得流亡。子夜幽深，孤燈掩卷，我質疑著：聶魯達之罪是因為詩，或是社會主義？舉凡法西斯主義者定義，詩所呈現的抵抗相對社會主義終極理念所揭櫫的公平，皆是不容的挑釁。此在其時，聶魯達於領事職務，遊走東方各國之年，早發先知之言，預告德國希特勒及西班牙佛朗哥極端的法西斯主義將成禍害。初聞者多不以為然，事後印證──希特勒發動二戰，荼毒全歐，將六百萬猶太人送入毒氣室；佛朗哥內戰屠殺一百萬西班牙人。他亦在印度支那半島經年，洞悉越南人民終將法國殖民政府驅逐，日後的美國亦因帝國主義所趨，而深陷越戰泥淖。
文學究竟要關切政治或遠離政治之紛擾？這亦是我半生以來，苦思竭慮的一大天問，得到的答案是：文學縱然遠離政治，政治卻以更大更多的強制力、不同形式來干預文學。
聶魯達毋寧是厭惡政治的，事實上，他一生豐饒華麗的體驗、歷經的思路理念都是從最初始、單純的文學出發，詩的形成，同時構築一個巨大美學的凝塑；不敢想像，聶魯達之詩竟然強壯到足以讓世人開始認識遙遠的智利，更進而願意去瞭解猶若另一星球的南美洲。
不曾前往的南美洲，我們認知了什麼？古老印加帝國五百年前滅亡於畢薩羅率領的西班牙遠征軍？他們以天主教之名，行掠奪黃金之實。馬雅文化金字塔遺址鐫刻蛇形文字，玄學者斷言是神人之間的通靈符碼，科學家揣測莫非與外星智慧有所關聯；亞馬遜河蜿蜒流過南美大陸，平蕪綿長，靜默與躁動、溫柔與暴烈、巨蟒與蟲鳥在無邊的雨林和沼澤共生，印第安人逐漸被西班牙後裔混種同化，軍事政變頻繁，西方跨國企業以經濟大肆侵奪，香蕉、木材、礦石、原油……人民，多數還在悲苦裡，貧困、飢餓，反襯統治者穿金戴銀，瑞士銀行的不義之財，權貴的華宴啜飲人民之血。
終年積雪冰封安第斯山脈，流亡的詩人變裝策馬，最艱苦的旅行竟是必得逃出最鍾愛、不捨的祖國，在少人抵達的原始森林中，雨是辭鄉之淚，雪是淒寒之心，星是茫惑指引，聶魯達的幸與不幸都在任何時空之間，僅有關於詩的構思與沉想；哪怕憶及女子的肉體與情慾遠去，接近的，還是忘卻不了的土地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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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聶魯達的宗教，他永恆的信仰。猶若所有青春年少的詩人，熾熱如火，堅定如岩，決絕不渝的愛戀，詩就像神祕而魅惑的女子在星光燦爛的子夜，悄然挪近詩人垂落幃帳的床前，輕卸絲縷，以最純粹的裸裎迎予歡愛，從悄然的沉靜到逐漸躁熱、濕濡的微喘，波濤湧漫，一首夜歌，流螢般的潮汐，如詩之完成。
他，加入過政府，最後與政府徹底決裂；他，創辦幾本詩刊，最終還是回到自我的孤獨。終於明白：詩人是自己的政府，孤獨是文學唯一之宣言。在東方，緬甸的熱帶叢林，詩人端詳著形如廢墟的臥佛，思忖：虛弱、飢餓的人民，橫徵暴斂的王朝，那被野草、莽藤所侵奪、苔蘚與鳥糞汙斑的花崗岩佛像，依然微笑面對百年荒蕪，人世的殺戮、剝削，彷彿在悉達多的微笑中，隱含救贖的盼望。在西方，詩人行入雕琢精緻的教堂，他看見明亮的造作，黑暗的腐味與蛛網，被塑造為神子的耶穌，接觸不到的上帝，詩人洞悉己身難皈宗教，不屬團隊，只有詩，那般的頑強、真實、純淨。
宛如黑夜顏色的印度支那半島，南下荷屬巴達維亞以及可倫坡，他的回憶錄從不隱諱在印度試吸鴉片，在緬甸、錫蘭睡了眾多土著女子，卻也坦直指陳歐洲人在東方殖民地的傲慢與掠奪，最難抵禦的，卻是懷念智利原鄉的孤獨與落寞……年輕領事聶魯達，詩人的敏銳與纖柔，東方的記憶卻惦念一隻伴他從緬甸到巴達維亞的獴，還有可以牽著同去共飲啤酒的紅毛猩猩，關於女子的歡愛皆是徒留憾意。
文學為政治所忌，詩自古和權貴為敵，喜鵲與烏鴉的抉擇在於人格以及風骨；我不由自主地將遙遠的智利與我們所置身的台灣相比，自是牽強、薄弱，不可混淆，卻彷彿熟稔，就是執政者的貪腐與不義，形同孿生。
近四十年前辭世的智利詩人，我竟夜閱讀回憶錄，那是以詩的深邃與雋美的虔誠、懺悔之心在臨終前未竟之遺筆，永恆的，聶魯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