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篷很小，擁擠地擺著六張自行車輪子大小的桌子，上面鋪著潔白的桌巾，一瓶帶著水珠的鮮花，精緻小巧的台號牌反面是價目表。

內間同樣不大，十幾張桌子，還有幾個空位。這不是我想要的座位，於是上樓。靠牆的木樓梯很小、很窄，僅容得一人上下，每走一步，就發出「吱呀」的聲音。牆壁上，貼著一些畫，色彩暗淡。樓上的咖啡室約二、三十平方米，擺著八個小咖啡座，有三個空位。我想要的那個座位，居然沒人，上面有個毫不顯眼的小銘牌 ——「薩特曾在此座位上寫作」。薩特在這裡寫作的同時，還與跟他同樣齊名的才女情人波伏娃在這裡見面。

薩特當過兵，被俘釋放後當教師、創辦現代雜誌，試圖用存在主義觀點研究社會、政治、哲學和文學。最終，他成為當代法國哲學界、文學界的首要人物，他以其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影響了法國以至全世界整整兩代文學家和思想家。一九六四年，薩特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金，但他沒有接受，理由是「他謝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

那一年，波伏娃通過令人望而生畏的巴黎教師資格綜合考試，其名次緊隨薩特排在第二。以後，她便在馬賽、巴黎、里昂教書並和薩特同居。雖然，他們成雙入對地出現在公眾視野，卻沒有結婚，而是彼此維護著自己的自由和獨立，一起工作一同參加政治活動。他們住在不同的地方，保持著一定程度的隱私權，但每天都見面。見面的地方，就是我現在的這個桌位。在這兒共同工作，或是邊喝威士忌，邊交換意見。

薩特和波伏娃去世後，慕名造訪者絡繹不絕，不知多少次，把小小的咖啡室擠得水洩不通。面對盈門顧客，一代又一代的店主，從來都沒有想過借薩特的名氣把小店擴大，而是千方百計保持當年的原樣和氣氛。如果在桌上放本未闔的書，再加一杯咖啡，那情景，就像是薩特剛在這兒坐過，體溫尚存，馬上就會回來。

屋裡雖座無虛位，可那麼多人在一起卻十分靜肅，聽得見銀針落地的聲音。前面靠窗的位置，坐著一對年輕男女，顯然是熱戀中的情侶。左邊一桌，對坐的是兩位生意人，面前擺的明顯是份什麼合同，是商榷，還是討價還價？我身後一桌，像是做電影或拍電視的，從著裝上可以分出導演、攝影和編劇的身分來。門口的那桌，年輕的巴黎姑娘面對筆記型電腦，好半天才敲一下鍵盤。

在這裡，人們對你視而不見，沒人在意你，沒人打量你。那一年，余秋雨先生帶了一個攝製小組在這拍片子，折騰了好半天都沒引起人們的好奇和關注。後來才知道，這並不是巴黎人的無情和冷漠，而是對別人的尊重。尊重別人工作的正當性，尊重別人工作的不可打擾性，尊重別人工作時必然會固守文明的底線。

或許，正是這些尊重，別人對你不必警惕，不加在意，不為關注，不去好奇！所以，薩特在這裡寫出了幾十部著作，坦然的在這裡與波伏娃相會。

小店雖是百年老字號大小，卻永遠沒有必要擴大與整容，它追求的只是恆久的記憶與尊重！

來源：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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