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一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

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瓣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

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

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

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盡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

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

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

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平」問題。水平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了。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即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

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

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因為「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

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衝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

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向，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

總之，變、不變、快變、慢變，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
 

來源：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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