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很看重回報。在中國人看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是天經地義的事。有恩不報固然是小人，有仇不報亦非君子。不過，相比較而言，中國人之重視報恩，又甚於報仇。一個人，如果忘恩負義，便「不是東西」；如果恩將仇報，更是「喪盡天良」。但是，如果報恩的程度大大超過施恩，則會受到輿論的一致讚揚。

無論如何，怎樣加倍地回報，都不會視為過分，甚至乾脆就公開宣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報仇就不同了，必須依問題具體分析。

一是「仇」的大小。如果只是輕度傷害，或是無意得罪，則「冤家宜解不宜結」，最好講和，不必「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不要「睚←必報」，睚←就是怒目而視，引申為小怨小忿。如果別人只是橫了你一眼，也要報復，輿論就會覺得你「過於計較，不好相處」，也就會弄得自己沒人緣。

二是報的分量。一般地說，以等值為宜。如果人家不過只是踩了你的腳，你卻要砍人家的腿，便太過分，也「太不像話」。

三是復仇者與結仇者之間地位和力量的對比。如果地位力量相當，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輿論界一般只作「壁上觀」；如果是弱者向強者復仇，便會贏得同情、支持和敬佩；如果是強者向弱者復仇，事情就比較麻煩了。因為重人情的中國人，其同情心總是在弱者一方的。除非雙方所結之仇非常之大，且結仇時強弱正好相反，否則便難保不會有人出來打抱不平。

所以，當韓信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時，對當年有「一飯之恩」的漂母，便報以千金；對當年使自己遭致「胯下之辱」的少年，則不予追究，便是深知上述原則之故。

中國文化之所以鼓勵報恩，而對報仇作一定的限制，是因為報恩只會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有利於群體的團結和社會的安定；報仇則可能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敵對，不利於維繫群體，甚至會破壞社會秩序，造成動亂。如果睚←必報，則更會沒完沒了，天下大亂。總之，鼓勵也好，限制也好，都本之於「群體意識」的考慮。

但不管怎麼說，回報總是必須的。如果人力不足以回報，便寄希望於「天意」；今生不足以回報，便寄希望於「來世」。報恩，可以是「變牛變馬」、「結草銜環」；報仇，亦不妨化作厲鬼前來索命。故民諺云：「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這鬼不是別的，便正是受害人之冤魂，以及同情弱者專打抱不平的厲鬼。中國人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時機一到，一切都報。」

總之，肯定性的情感（恩愛）也好，否定性的情感（仇恨）也好，都必須回報。不懂得這一點，便是「不通人情」。

人情為什麼一定要回報呢？就因為情感是要有回應的。比方說你愛一個人，人家卻不愛你，就愛不下去；恨一個人，人家卻不恨你，就恨不起來。何況人情之於中國人，並不只是一種內心體驗，更是一種重要手段，是用來維繫群體的，因此，非得回報不可。

維繫群體的辦法、手段、條件很多，但都不如人情可靠。就說法律。法律當然是有權威的。但法律管得了「跡」（行為），管不了「心」（思想）；只能保證大家都循規蹈矩，不能保證大家都同心同德。甚至就連循規蹈矩，也未必能保證。一旦執法不嚴，或法制不到之處，便立即是另一番景象。更何況，對於朝廷王法，中國人雖不敢硬頂，卻敢軟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能「化千斤為四兩」，哪裡靠得住？

利害就更靠不住。利害只能結成一種臨時性的、鬆散的關係。有利時趨之若騖，有害時作鳥獸散；或遇害時團結一致，勝利後又自相殘殺。所以酒肉朋友最不可靠。有酒有肉是朋友，無酒無肉如路人，甚至為了爭奪酒肉，反目為仇，刀兵相見。

就連面子，也很可疑。面子畢竟是「面」，是表面的東西。這就難免「當面一套，背面一套」。面對面時喊哥哥（稱兄道弟），背靠背時摸傢伙（你死我活）。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質上是「情」，而情感是發自內心的，也就最為可靠。

面子可以作為（假面），情感卻必須真實（衷情）。面子有大小，情感也有深淺，但情感的深淺並不以面子的大小為轉移。出於面子為人辦事，難免敷衍，或盡力不盡心；出於情感為人辦事，則會盡心盡力，兩肋插刀。

當一個群體的每個成員都是出於情感而團結在一起的時候，這種團結就是心甘情願的，而這種群體也就勢必是堅不可摧的了。所以中國人要講人情，而且要講回報。「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投之以桃，你報之以李。」如此往返相報，則情感更深厚，友誼更綿長，關係更密切，群體也就更鞏固。
 

來源：人間福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