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說，一個人，在團體裡，是應該表現好一些呢，還是應該差一些呢？便很難。表現不好要被批評；太好又遭嫉妒；不好不壞，甘居中游，則又可能被視為平庸。

又比如，你對某人某事某問題有看法，開會一唱一和別人來徵求意見時，是說還是不說呢？說，是「鋒芒太露」；不說，是「城府太深」；私下裡說是「兩面三刀」；公開地說是「目中無人」。

再比如有人托了人情來求你，要辦一件極難的事，是答應好呢，還是不答應好呢？不答應是「不給面子」，答應了辦不成是「騙人」，實情相告是「推托」，含糊其辭又會被視為「滑頭」。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由是之故，中國人常常會感嘆：「做人真難！」

做人難，就難在這「人」原不是自己要做，也不是為自己做，而是為別人做的。這就很不好辦。如果是自己要做人，或者是為自己做人，事情就比較簡單。做什麼樣的人，以及怎麼做，都由自己決定。做好做壞，也都是自己的事，別人管不著。

為別人做人，就麻煩了。做什麼，得看別人的意思；怎麼做，得看別人的臉色；做得好不好，也歸別人說了算。責任是自己的，批評權卻在別人手裡。這就很可能花了錢，出了力，還不討好。一不小心，便「香也燒了，菩薩也得罪了」；或者是「討好了土地，得罪了灶神」。

比方說，婆媳關係緊張（這在中國家庭是常有的事），做兒子和做丈夫的，夾在中間就很難做人。弄不好，便成了「風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或者「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為別人做人已是很難，何況這「人」還要做出來給別人看。在中國，一個人會不會做人，甚至是不是人，都取決於別人的「看法」。別人看著好，就好；看著不好，就不好。然而，要想所有的人都說好，又是何其難也！「一娘生九子，九子十條心」，每個人的立場、觀點、方法、標準都不一樣，哪裡統一得起來？「蘿蔔白菜，各有所愛」，又怎麼會人人叫好？更何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即使同一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看法不同倒也罷了，問題在於他們還要說出來，而且大家都認為有資格有義務說出來。更糟糕的是，這些看法我們還不能不聽。道理也很簡單：我們做人，既然是為別人而做，是做給別人看的，當然也就得由著別人品頭論足，說三道四。這就好比演戲，既然是演給觀眾看的，觀眾當然也就有資格叫好或者喝倒彩。

但做人又畢竟不是演戲。戲有很多而人只有一個。演戲，可以根據觀眾的好惡來安排節目，觀眾愛看什麼，就演什麼。做人就不行了，必須始終如一。如果「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風使舵，兩面三刀，那就「不是人」。再說，演戲和看戲都是自由的。你可以看我的戲，也可以看別人的戲；我可以演給你看，也可以演給別人看。實在演不下去，還可以不演。做人就沒有那麼自由，你不能挑選「觀眾」，也不能選擇「劇場」，更不能「罷演」，除非自殺。但即使自殺，也不管用，因為那只會招來更多的猜測和議論，結果便是做鬼也不安寧。

因此做人極難，而且難免「假」。比方說，面對面時「做人」，背靠背時「搞鬼」；有人看時「規矩」，沒人看時「胡來」。這也不奇怪。做人不為自己，能不假嗎？做人要別人看，能不難嗎？又假又難，還做得好嗎？

也就只好世故一點。比如魯迅先生就說過：「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而已雓‧小雜感》)。

道理也很簡單：完全不懂，顯得自己無知、幼稚，甚至弱智，是丟面子的；句句都懂，則顯得對方不過如此，並無高深之處，不像「名流學者」，便會讓對方丟面子。因此，最好是「偶有不懂之處」，這才對方既高深，自己也不弱智，大家都有面子，當然「彼此最為合宜」。

同理，與學問不多而職位較高者談話，也最好讓他「偶有不懂之處」。他如果完全都懂了，便顯得你自己水平不高，會讓他看不起，是丟面子的。甚至，還會讓他疑心你來講這種常識性的問題，是不是存心要小看他，不把他放在眼裡。反之，如果他完全不懂，又會疑心你故意賣弄，要把他比下去，讓他丟臉。

可見完全不懂和完全都懂是不可的，非半懂不懂不可。又可見中國人之所以要有世故，實在是因為做人太難。
 

來源：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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