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家
獲得一九九三年香港藝術發展局“劇本大獎”冠軍、由張達明創作的<<阿Dum一家看海的日子>>,上週六、日被搬到了曉角實驗室上演了。這個“瘋狂”的劇本,描述在環境污染嚴重、暴力危機四伏的城市裡,住在狹小天台屋裡的亞Dum一家,靠著四周牆壁暫時形成一個安全的空間,逃避外界壓力。可是,一家五口的壓力仍是在這個細小的空間,互相地激發對成形對峙,而可以化解這個危機的,便是唯一的一扇窗、一扇可以望海的窗。可是,陌生鄰居僭建的房子,奪去了亞Dum一家的“美好”,為了搶回那心靈出口,亞Dum一家竟然設計殺害了鄰居……。
瘋癲的一家人,卻是生活裡熟悉的面孔:沉醉在夢幻裡的荳芽Dum女(李芯怡飾)、不滿現實的憤世青年Dum仔(黃家熙飾)、終日與電視為伴的老Dum(陳世平飾)、家人便是一切的的Dum太(朱詠沁)與獨自面對都市和家庭壓力的阿Dum(趙健秋飾),一家五口,各自有著心底裡的奮鬥“目標”,但追尋目標的過程裡,卻是竭嘶底里地互相哮叫:Dum太因為來歷不明的手帕,對丈夫大興問罪之師;Dum女在終日吵鬧的環境,激發用剪刀插破布公仔頭顱的異常舉動;Dum仔無從渲洩心中的鬱結,不時向輪倚上的老Dum(爺爺)施以暴力;老Dum在家中無法重拾自我價值,只得與電視新聞為伴,獨嘆世事;亞Dum一人承受著全家的紛亂,更飽受工作和社會的層層疊壓,常言健忘的他,只是潛意識裡以“忘記”來逃避生活裡壓力。驟看一屋病態的五口子,觀眾又可會感到陌生?
要演活戲裡角色的情緒起伏,除了劇場演出經驗相對豐富的陳世平和朱詠沁外,其餘三位年青演員在角色的情緒處理上,都有“過度”或“不足”的水平幅度問題,歸究是隨著劇情的推展時,未有逐步反映角色的心理變化和過渡所致,當中尤以Dum女的“突然暴力”,讓人看得甚感不安。只見憧憬童話愛情的純純Dum女,突然靜靜地坐在一角,拿起銳利的剪刀把布公仔的頭顱剪開,然後彷似抽腦髓般把頭顱內的布絮用剪刀鉗出、用手抽掉,繼而毫不留情地亂插在布公仔的身上,其性格反差之大,幾與精神病者無疑。如果導演是以此一“突然轉化”的標準,來設定戲內各個角色的壓力呈現,也許其他演員都是略見不足了。反之,卻又是否Dum女的情緒過度爆發?也希望日後在劇場道具的使用上,某些有可能造成傷害的利器,還請儘可能在考慮演員及觀眾的安全上,處以一些既可以呈現效果,也是安全的器具,相信普遍觀眾都會明白的。
此外,把這部根據當時香港實況編寫而成的劇本轉換到澳門的實際環境裡,戲裡一些微小的台詞改動,卻讓觀眾經常被搖晃於港澳兩地,譬如“到長洲旅行”之後,投射的卻是黑沙海灘的映象;刊場裡的“狹小天台屋”,卻又可以讓鄰居Jack(陳兆銘飾)輕鬆從窗走過對屋(演後座談則說是二十二樓的頂層單位);在戲劇的進行中,現場營做的氛圍與模擬環境,是使觀眾更容易投入與感受劇情的重要元素之一,而不確定的環境訊息,則讓觀眾在觀戲過程中,不斷產生纙輯與認知的疑問,無法釋疑,則難以與故事產生接連,也難免會質疑劇情的可信性。
“因為小劇場的空間限制,不得已只可搭建簡陋的佈景”,在曉角實驗室裡,此一說法已經被早前“二月廿九”與“備忘錄”的細緻舞台佈景所打破了,也令不少小劇場常客逐漸對黑盒劇場的佈景及劇場空間運用產生期待。在此劇裡,以鐵絲網搭建的“牆”,著實馬上與場刊內“亞Dum一家住在狹小的天台屋”,產生低下階層居住環境的聯想,可惜卻是從不見有任何使用或發揮的作用。同樣地,“牆”上釘滿記事的記事板和日曆、兩組“五桶膠櫃”、甚至是Dum女用紙皮箱搭建的“房間”,都該是可把劇情和角色產生更具說服力的周邊工具吧?可惜,期待隨著全劇落幕而變成失望,相信此一佈置的設計及取材,必然有著它的隱含意義(若是沒有又何需太費周章去搭建和挑選質料?)。也許只可這樣想:這是設計者讓觀眾發揮更多想像空間的“陷阱”,若是,相信不少觀眾已經墮入迷思中了。
雖然港、澳兩地的發展存在著時間與空間的差別,但刻下的澳門似乎正在步著香港的後塵:不少家庭還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以微薄的工酬過日子,家中的經濟支柱既要面對社會壓力,又要照顧家人:年青人未受經濟起飛前的競爭磨煉,一下子便被四方八面湧現的競爭者擠下來了,逃避的心態日漸擴大,虛幻而不著邊際的“理想”則霸佔著整個心靈,最後終日自怨自哎。亞Dum一家為了搶回可以望海的一扇窗,把Jack殺害了,看似瘋狂的行徑,卻是讓一家人罕有的同心合力,共同為保護那唯一心靈出口、為了滿足內心強烈渴求而作出的反作用行為。在現實的電視新聞裡,數以千計的工人為尋得工作而弄得一片混亂,更出現人踩人的瘋狂行為;青少年人迷生冷一活,濫藥成風,感情和學業挫折釀成自殺個案時有可見;忽然拔地而起的高樓,讓日光可照耀的城區面積日漸減少;忽爾覺得,<<亞Dum一家看海的日子>>裡的一家五口,其實殊不陌生,說不定觀眾只是望著劇場裡的一面鏡,演員們只是正做著大家彼此的家庭與個人的心內訴求,亞Dum這一家,也許同是我們這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