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時常一個人騎車，在夜半騎在寬闊的街道上，很暢快，避開了人群，好像才看見自己的影子。然後抽菸、照相、錄影、錄音，做一些釋放靈魂的事兒。
不知怎麼的，我在一個很像夏夜晚風的時刻唱起了伍佰的愛情的盡頭。
也不是想起了甚麼傷感惆悵，只是急馳時過臉的風讓人感覺像飛翔著。
自己唱起歌來，好像也要和原唱一般有點台灣國語才夠味。
對我來說這並不算自癒的療程，反倒是像安靜的回到一個熟悉的軌道上。
有時我攤開自己的右手，看著那些複雜交錯的紋路，手掌的肉色紅紅白白的近似斑駁，不是很健康的模樣。看著那些好像是必然的經過，用某一種宿命的口氣這麼形容，雖然我從未這麼預言過。

日前到一個親近的友人店裡聊天，雖然是舞廳我卻沒準備跳舞的心情，音樂震耳欲聾，交雜醺然年輕男女舞動腳步，地板微微顫動，頻率一陣一陣，麻痺感從腳底傳入清醒的身體。而我和友人在這樣瀰漫酒氣的空間裡，老派地聊起生活。
我突然覺得人的生命裡都有一個部分是無法被修復的悲哀，而這麼任意感性時卻又有種無病呻吟之嫌。因此，應該學著做一個堅強的人嗎？後來我又想，就做我就好了，我一點也不在意那些形容詞。

前陣子住院的小白和一位基督徒先生，都不約而同的和我說到，有喝酒和抽菸的人在做麻醉手術時要都必須下重點兒的藥。重看了黃碧雲的《媚行者》裡面寫道「如果我痛，並從高處墬下，請承接我的靈魂，親近親近，更親近。以血為酒，如果一定要傷害，請傷害，深入，深入，再深入。這樣我可以掩著美麗的傷口，自此，不再接近。要有多醜惡便讓它有多醜惡。」好像種種例證說明著自虐儼然變成一條通往自由的途徑，可是沒有人告訴我絕望從何而生。

於是我變成了一個記者，隨時用文字、影像和口頭轉播著生活，主觀的添加形容。一直切換身分，當事人 / 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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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手背上蓋有入場印章，藍色的墨在手背紋路拉開；她看著突然有種悲哀的想法，這變成多不精準的圖像，有叛逃的模樣。舞池中燈光幻色，她閉上眼睛還不夠陶醉搖擺，音樂太過媚俗，下一個重拍都在預料內，還沒離開，還不映照出寂寞；汗味酒騷充斥人聲間，身旁男子觸了她半裸的肩。
「妳一個人來嗎？」
「唔…」她可以想像一連串制式問答。

「妳是我今天花了一千多塊來這，唯一想搭訕認識的女生。」
不消幾分鐘的對談裡，她對男子的工作在吵雜中一點也不清楚，卻清楚的聽見男子突然冒出了這句話；她沒有任何情緒對這話批判，只是想著，自己成了一場買賣下的機會。有差別嗎？

隔日在市區和母親吃飯時，錯身的恐懼才突如其來，就收到男子的訊息。
「你若有早回家，上線聊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