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滿清政府，在西方列強的逼迫之下，有識之士開始針對國內局勢要求改革．清政府在迫於壓力之下，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維新運動．首先是針對器械部分的自強運動，這個以追求船堅砲利為主的維新運動，堪稱為中國最大變革．然而眾所皆知，甲午一戰證明了自強運動的失敗，也證明了光是器物的革新是沒有用的，因此不久便出現了以譚、康、粱為首的維新運動與以張謇為首的利憲運動，主張以制度改革加速中國的富強，但是最仍然以失敗告終．

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孫逸仙以革命手段推翻舊制度，以霹靂手段切斷舊社會的臍帶，五四運動更讓中國人心開始覺醒，中國開始真正接受西方的一切，不再視西方為蕞爾蠻夷之邦，是西方的器物為奇技淫巧之術，人心的改變使得中國開始步入現代化的腳步．

經歷了數任教育部長，堪稱台灣近年來最大的『政治工程』的教育改革，截至目前為止，仍然是漏洞百出，令人無法想像，這樣的教育體制下所成長的孩子，如何當國家的主人翁。綜觀整個教改，最主要的中心主軸在於『拒絕聯考』，然而在改革制度上，卻忽略了一個真正重大的議題－人心．

中國與西方社會最大的不同在於中間份子的組成有很大的不同，這個不同卻是影響中國一千多年來的發展．西方歷史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十分訝異偌大的中國社會階層的流動緩慢，使得中國能長期擁有平穩的發展．中國之所以能有這種現象，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中間階層的組成份子與西方不同．社會的穩定力量向來仰賴中間份子，中間份子界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中間，不但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溝通的橋樑，同時也是統治者重要的政治工具．西方的中間份子向來是商人出身的中產階級，他們相信權利是可以被分享的，而且是必須要被分享的．因此統治者要利用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時，就必須要釋放相當的利益，甚至是不惜與之妥協；中國的中間份子是知識份子組成的士紳階級，而士紳階級並不向中產階級一樣，中產階級的力量是憑藉自己的努力所取得，士紳階級的力量卻是統治者所賜與，因此只能乖乖的當一個統治工具．士紳階級有地位，有特權，而這些地位與特權可說是完全不勞而獲，於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就更加的深耕在中國人心中．

如今的教改最大的問題就是只做到像『自強運動』那樣的器物革新，以及像『維新運動』與『立憲運動』那種制度的革新，對於人心的改革卻始終沒有觸碰，因此導致十年教改完全破產．台灣教育的最大問題一直都在於『文憑主義』的過度氾濫，導致人人都想念大學，認為唯有大學畢業才能高人一等，教改不思如何打破這種迷思，反而加深『文憑主義』的宣傳，在一個小島上廣設一百六十多所大學院校，將大學高中化，逼使大家不得不擠進大學校門，不但讓大學畢業生的素質大為降低，更讓大學文憑浮濫化，使大學文憑已經成為必備要求，要想提高競爭力，只能在進一步的取得碩士學位，接下來碩士學位便開始大學化．

如今大學的浮濫讓現在大學為了經費不得不提高學雜費，大學生的素質越來越差，『文憑主義』越來越嚴重．學生為了要能達到社會基本需求－大學畢業，就不得不死命進入大學校門，而教改不但不加以遏止，還推波助瀾，考試無法進去，還有進修學分班可以進去，一間大學不夠，就蓋十間．為的只是滿足大家對於大學的嚮往，為的只是滿足大家對『文憑主義』的迷信．可是技職教育呢？真正能抵擋『文憑主義』的武器－『證照制度』卻被忽略，到最後『證照制度』只是成為進入大學的管道之一，『證照制度』竟然變成了『文憑主義』的幫兇．

『人心』、『制度』、『器物』是改革的重點，『器物』與『制度』的改革是立竿見影的，卻也是最不切實際的；『人心』的改革，雖然緩慢，但是卻能對症下藥．只可惜台灣是速食者的天堂，大家只想立刻看到成效，而無法成就百年大業，教改的失敗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