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由於秦國的政治制度與六國不同，因此六國人士對於新制度的不習慣，出現了許多抱怨。這些抱怨在專制者的耳中聽來是極度刺耳，因此由李斯帶頭主張『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這就是歷史上最著名的焚書令。

由於遠古史料缺乏，加上部分學派為了為自己的學說找依據，往往托古而述，藉以提高自己的理論價值，因此遠古帝王的所作所為，大多被充分美化而成為一種理想國的境界。正因為遠古政治的美好，所以『以古非今』一向讀書人用來檢驗時政的標準。因為過去的歷史可為現代的借鏡，正所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同時時代是不斷的進步，現代應該要比過去更好，若是連過去都比不了，何來進步可言？所以『以古非今』做為檢驗時政的標準，即便是過去被過度美化，然而『以古非今』所求的無非是『進步』兩字而已。然而這種『進步思想』，如今卻大大起了變化。

自從民進黨主政以來，每每將積習與錯誤歸罪於前朝遺毒，認為若不是國民黨主政留下爛攤子，也不會造成民進黨政府施政成效不彰。這種說法一直以來都是民進黨自辯的標準解答，不過最近卻再度出現了變化，『以古非今』竟開始變成『以古是今』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陳水扁。

陳水扁自從爆發國務機要費問題後，開始將自己的作為解說為沿襲過去兩蔣時代，以因襲過去作為自辯的理由。兩蔣時代是否濫用國務機要費，這一點目前並沒有證據足以證明，但是我們自然可以想當然耳的如是假設。不過陳水扁與民進黨一向就是以改革為訴求，當家之後卻又走回兩蔣的老路，還大言不慚的為自己的行為說項。

如果『以古非今』是進步的象徵，那麼『以古是今』便是退步的象徵。民進黨自陳水扁以降，口口聲聲以兩蔣時代亦如是來作為自我辯解的理由，哪一天若是冒出了袁世凱或者是秦始皇亦如是的說法，大概也不足以為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