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台聯黨主席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教育部長杜正勝的一句『應該參拜靖國神社』的論調，引發起藍綠陣營的爭論。也因為這個效應的關係，使得新聞媒體對於中、韓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反日消息大幅度的報導，恰巧突顯出台灣島內矛盾又尷尬的日本情結。

雖然說引發中、韓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原因不一，但是深究主要原因在於日本政府至今對於二戰時期對各國所造成的損失仍舊採取迴避的態度，甚至為了緩和國內極右派的情緒，日本政府及民間對於教科書中二戰的記載，採取修飾，甚至是篡改的字眼，因而引發各國人民的反日情緒，其中較吊詭的地方是台灣卻與各國步調相反，對於日本政府的行為不但冷漠的出奇，甚至還有支持日本政府的聲音出現。

事實上，日本對於二戰時期的歷史採取迴避態度是有原因的，這不但只是因為日本民族性的發酵，更有絕大部分是因為若非美國在廣島與長崎的兩顆原子彈，日本在中國的軍隊根本就沒有投降的必要。至於東南亞各國，日本更是以解放者的姿態來看待東南亞各國，認為日本是將東南亞各國從歐美帝國主義的手中解救出來，是有恩於東南亞各國。於是乎，在日本極右派的內心深處，根本就認為日本在二戰是有功而無過，自然而然就會對於二戰歷史出現不同的解讀。

過去在日本諸多殖民地中，台灣是皇民化運動最為徹底的地方，自從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以著名的『治台三策』來治理台灣之後，台灣儼然成為日本帝國轄下殖民地中的模範生，堪稱是『帝國最溫馴的殖民地』。由於日本突然地宣佈無條件投降，許多原本在日本治下的既得利益者，頓時失去利益，加上國民政府接收部隊的軍紀不佳，導致台灣民眾對國民政府的失望，進而懷念過去日本政府統治時期的和平安定。在諸多歷史因素的累積之下，台灣對於過去日本統治就出現了一種又愛又恨的矛盾情結。事實上，深入探討這種日本情結會發現，這些思想者，絕大部分為社會階層中較有身分地位之人，反之那些社會階層中屬於偏低的台灣民眾對日本統治卻是深惡痛絕。這主要就是因為那些社會階層中較具身分地位的人屬於日據時代的既得利益者，而那些社會階層中屬於偏低的台灣民眾卻因為慰安婦、高砂義勇隊、南洋軍伕等因素，成為日本統治下的直接受害者。然而，卻因為前者較具有影響力的關係，使得另一種對日的聲音日漸被忽略，而這一群既得利益者，也恰巧多半是台灣獨立主張最力者。

在這一次的靖國神社事件之中，屬於親日的族群有一種聲音突然成為主流，即台灣是被中國所放棄，為台灣親日合理化，取代過去那種完全否認親日的方式，象徵台灣親日主張已經不再畏懼過去那種民族大義、民族尊嚴的指責，同時也代表台灣獨立的主張已經成為檯面上的主流聲音之一，無法也不能被壓制了。

這一群親日派所組成的台獨運動者，在邏輯上是出現矛盾的，他們一方面主張台灣獨立，另外一方面卻對日本懷抱著特殊的情感，以至於只要牽涉到與日本有關，便會失去理智，反而受情感的影響，認同日本的一切，即使明知道這麼做會傷害台灣的尊嚴，也會不顧一切做下去。從過去許文龍的『慰安婦自願說』到現在台聯的『參拜靖國神社事件』都是最明顯的例子。

台灣對於過去日本的統治，固然可以以一句『台灣是因為中國放棄』的關係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來自我解釋，然而過去希特勒在虐殺猶太人的時候，不也是虐殺德國治下的猶太人嗎？但是猶太人可曾因此去原諒德國人當初的罪行，甚至認同呢？

台灣當然可以不必像中、韓兩國以如此激烈的手法去宣揚反日，但是台灣畢竟是台灣，台灣不是日本，台灣不可以也不應當去認同日本對於二戰歷史的罪行，更遑論在台灣還有很多因日本統治而家破人亡，至今仍未得到日本政府一句道歉的人。當蘇進強公然在靖國神社說要去參拜那些為『日本國』犧牲的台灣英靈時，可曾想到這些台灣英靈們是否同意他們是為『日本國』所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