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讀了三本關於周恩來的書，論者們對他迥異的評價，讓我深刻的體驗到，如實認識一個歷史人物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而且，我別無選擇，我只能透過閱讀文本，去思考、建構一個我想像中的周恩來（當然，我也不斷在文字外尋求蛛絲馬跡，例如，閱讀傳記中為數頗多的照片）。但，難道因為我永遠不可能還原這麼一個歷史人物，這樣的閱讀與建構便如水中撈月般徒勞嗎？

我了解這種方式的侷限。首一者，斯人已逝，對周的總總論述與評價，成了我認識他的唯一途徑。然，誰能真正不偏不倚、如實且鉅細靡遺的記載他的一生呢？恐怕紅樓夢中諸多虛構的人物較諸於所謂歷史人物的傳記，前者反而較具真實感呢！其二，關於周的研究已如汗牛充棟，而新的論述還會不斷的出來，全面的掌握這些資料，對我而言是不可能的。其三，即使我讀遍了關於周的所有論述，我是否就能還其真面目呢？我就能自詡為剛正不阿的周通嗎？這恐怕是個幻覺吧。

那我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閱讀歷史人物呢？或者，我究竟想讀出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呢？

我可能渴望認識一個真實的周恩來，進而了解別人對他的評價，再進一步思考並形成自己的看法，最後來個“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或者我其實好奇的是他那“傳奇”的一生：究竟是什麼樣的個性、行為與環境造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很可能，我根本就是抱著讀浪漫小說的心情來閱讀他的傳記？
這些態度林林總總地加起來，可能就是我閱讀周恩來傳記之“正確”寫照。它們大致反應出驅使我閱讀周傳記的三大慾望：求真、求善、求美。

其中，“求真”的慾望不僅是強烈的，同時，無疑也是最容易為大眾所認同的。畢竟，能夠了解並且進而掌握其周遭的人、事、物，絕對是驅使人進行求知活動之重大動力。而歷史本身作為一門獨立的現代學科，它很難不自詡朝著真理之路邁進，於是它必須標榜其論述是科學的、客觀的、理性的。想當然耳，它必然不是“不科學的”、“不客觀的”、“不理性的”；否則，它該如何跟“文學”劃清界限，從而建立其自主性與正當性呢？究竟是什麼使它跟文學這不科學的東西，因糾纏不清而須劃清界線以自保呢？顯然地，最致命的因素在於其所使用、表述的媒介跟文學的工具實無二異，都是“語言文字”罷了。然而不幸地，我們沒有一種所謂的“歷史的語言文字”可以自絕於“文學的語言文字”；更糟的是，“語言”本身，非但不再被視為一透明且忠實的介質，反成為當代注目的焦點以及討論、質疑的對象。除了西方的結構、後結構、後現代各山門之總總理論外；兩千多年前，中國的老子提出了言簡意賅的“道可道，非常道”六字箴言，莊子也同某國君說了個“書不過是古人糟粕”的大道理。因此，即便我那“求真”的慾望有多麼的強烈，我顯然不該存有朔本清源的美夢。

那求善呢？

“善”跟“真”兩者在我看來一直有著難分難捨的情愫。“善”作為一種道德判斷的價值觀，如果沒有“真”作為基礎，很可能會流為“偽善”（虛偽的抑是非真實的善）。推而論之，如果我不能在一開始便把握住“真”的原則，那透過閱讀後，對周所下之種種批判，難道能不免於“偽善”嗎？

既然“求善”與“求真”不可為也，“求美”總該沒事吧？把周當作個神祕、有趣的虛構人物來滿足我對瀟灑風流人物的想像，豈不快哉？

但，我不禁質疑，在我自以為是的“可為”與“不可為”間，我所依據的判斷尺度究竟為何？因“真”、“善”乃不可得之物也。更確切的說法是，一切都是語言惹的禍！語言把我的“真”、“善”大夢從根本給解構掉了。想想，真令人不甘心，多想效法孔子所謂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也”的大無畏精神，不然老子那種勉強行之的態度也是好的。禪師雖說，指月之手非月，但他其實相信有那麼一個貨真價實的月存在。那麼，有沒有可能，殘缺不全的工具卻能映造出我的“真”“善”“美”原夢呢？此時此刻，我腦海裡出現斗大四字：“因信得救”。何也？不再大玩無窮盡之文字對立、解構遊戲，轉而相信有一個“不落言詮”的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