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07年5月5日，鵝湖書院舉辦座談會，主題是「從拔管看台灣大學教育之未來」。我當天全程參與座談會，但未發言。《鵝湖月刊》7月號將刊登當天座談的發言稿。我取得鵝湖師長的同意，也寫了自己的一點觀察交給鵝湖發表，感謝鵝湖師長給我機會，在此銘謝。

【正文】

107年5月4日，在台灣大學有一場別具意義的活動，被喻為「新五四運動」，很多師長都參加了，我因為大一國文有課，所以沒有參加。107年5月5日，這個座談會討論的主題是「從拔管看台灣大學教育之未來」，顯示管中閔事件的發生，彰顯台灣在各方面，皆出現很嚴重的危機。高等教育出現危機，大學自主受到侵害，恐怕不是台灣大學校長遴選這個個案而已。

在眾多討論提到，擔任大學校長的資格，而在這次管中閔事件的「案外案」，也有很多聲音在討論擔任教育部長的資格。若是追本溯源，不論是大學校長，抑或是教育部長，大都是高等教育的教授或是研究員出身，如果是擔任大學校長、教育部長的資格出現不同聲音，很可能，顯示我們的高等教育出現了嚴重危機，制度僵化，政治介入。關於高等教育的危機，我想分享個人的四點觀察如下：

一是，大學教師的外務繁重。

大學教授除了基本的教學、做研究之外，還有許多「外務」是責任制，舉凡招生、主持大型計畫、準備評鑑資料、參加系上諸多會議等。教授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人才，教授無法專心教學、研究，恐怕影響高等教育的教學品質。可想而知，當學生的受教權受到影響，台灣產出的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競爭力也跟著受到影響。

二是，大學教師的升等壓力大。

所謂「六年條款」，關注的是教授的研究成果，忽略了教授的教學成果。研究，非一朝一夕，更難以用點數去量化。升等壓力所衍生的問題，也使得部分教師因此涉及學術倫理的問題。我們可以去思考，做研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但如果研究成果有「業績壓力」，是否遠離學術研究的初衷？我很好奇，如果曾點生於現代，不知道有沒有升等壓力，能不能從容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三是，高等教育「專案教授」形同中等教育「代理教師」。

根據報導，台灣近年新聘助理教授的人數逐年下降，此外，即便有聘，也多是聘「專案」（一年一聘）。高等教育走向「代理教師」（一年一聘）的情況嚴重，造成大學師資不穩定，而大學教師則可謂惶惶不可終日。

四是，大學「兼任教師」成為「流浪博士」。

高等教育除了走向「代理教師」的情況，而且大量聘用「兼任博士」早已不是新聞。在台灣，有一群兼課教師，流轉在各大學間，顯示一個嚴重的現象，高等教育的師資是不穩定的，而中等教育也有類似的情況。若是台灣的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一貫」、「十八年一貫」，不時上演著「老師，你會不會回來」的師生對話，對教育而言之，無疑是一大傷害。

其實，高等教育的危機，過去已有很多討論，包括：廣設大學、少子化、過於重視核心期刊的發表等相關議題。尤其，近年各方面的報導可知：台灣的教授、新科博士出走的情況日益增多。段理事長也提到，就連第一志願的高中生，有很多優秀人才也選擇對岸的大學。人才流失的原因很複雜，有些報導從薪資的觀點看待人才流失的主因。教育部也端出「玉山計畫」挽留人才，姑且先不討論這個計畫存在的問題，薪資因素固然是人才流失的其一原因，但恐怕也不是全部。這一次的管中閔事件，明顯是政治因素介入大學自主，使得原本的高等教育危機，更加嚴重，雪上加霜。

簡言之，高等教育的危機主要大致有二，首先是，高等教育目前的制度存在一些問題，制度的僵化，使得大學自主窒礙難行。再者是，高等教育的自主權成為政治因素下的犧牲品。這兩個因素互相影響，所產生的危機，影響的不僅僅是大學校長或教育部長的資格問題，直接或間接地，也影響了學術研究、兩岸交流、教學品質、學生的受教權。

教育是百年大計，高等教育尤為重要！高等教育的制度面、自主性和少子化、人才流動的問題息息相關，是政府亟待解決的困境，在此盼政府正視與解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