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台灣友人的來電，得知她小一女兒在學校的驚悚教育，我自己有些義憤填膺，當知道友人因此哭了好幾天，也甚至出現失眠、沮喪與無力感，我直覺地想幫她減緩壓力。

　　雖然她的孩子沒被老師直接凌虐，但是光是目睹這一切也夠創傷的了，再加上跟家長會求助，以及跟許多家長商討之後，大家的反應是息事寧人，友人就更手足無措了。

　　她的沮喪與無力感，幾乎要成為一種身心症，明知孩子接受不當的教育，卻又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我在電話這一頭，也著急了起來。

　　我半開玩笑也半認真地告訴她，等我十二月中旬回台北，我一定會打扮成神力女超人去教室找老師的。

　　「我會把內褲與胸罩穿在Ｔ恤外面，然後還披著紅色方巾，打扮成超女了模樣，然後到教室去幫老師紓壓按摩，順便夾帶一些媒體記者進來，現場實況記錄老師的反應。」我笑著說。

　　我的意思是，如果這位老師覺得我的舉止有些變態，甚至認為我如法炮製地幫她掐眼皮減緩眼睛疲勞，以及用拳頭錘擊來按摩紓壓，是一種攻擊的行為，那麼試問她對孩子所作的一切，難道會比我更不變態嗎？

　　「反正我是沒什麼形象的啦！回台北也是閒閒沒事作，不如來炒熱話題，讓大家來重視校園教師羞辱學生的議題！」我笑著說。

　　果然，友人被我的不計形象演出計畫給逗得哈哈大笑。

　　事實上，我越說越認真，覺得用行動劇來凸顯議題，或許能讓大家去重視罪隱微的精神體罰問題。

　　後來，我跟友人說，這位老師把學生叫出來裝小丑跳舞出醜，然後讓大家取笑的行為，或者奸邪地說要幫學生減緩眼部疲勞，卻是緊掐著他們眼皮讓他們疼痛哀嚎，無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慣用的羞辱伎倆，將一個人徹底地踐踏在地，然後接受人群最無情的訕笑。

　　「孩子到最後只有選擇對自己徹底的絕望與放棄，甚至是帶著有毒素的自我憎恨，或者是讓自己完全地無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倖存者的兩種方法。」我說。「那我乾脆在上海租借一套《表姊你好》共黨藍衣褲，在教室演一齣文化大革命時期惡鬥的戲碼。我一人兩角同時演出邪惡的紅衛兵，以及被人鬥垮的黑五類。」

　　友人被我的出乖露醜計畫，更是惹得笑了出來。

　　「我會和你們畫清界線的，我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我，以免你們家孩子被老師算帳！」我說。

　　友人這下笑得更大聲，大概覺得我真的瘋狂極了。

　　「你別沮喪了！我幫你想想辦法啦！我在上海可是很努力地幫你喔，要怎樣瘋婆子的演出我都願意啦！」我笑著說，但是心裡是非常地認真。

　　只是，我得承認自己在開玩笑的當下，的確有了以暴制暴的傾向，我的慣性是尋求媒體的靠山，來進行權力的角逐。

　　毀犯，即使在一秒間的無明妄念，都已造成。

　　後還網友在留言裡，提醒我成為老師的朋友，試著寫一封信或許能柔軟老師的心。霎時，我看見自己的暴力，也當下懺悔自己的慣性衝力。

　　我的確在半開玩笑與半認真的狀態裡，起了分別心地將這些老師劃為一種敵人的位置，也因此起了暴力的念頭與攻擊的慣性。

　　我的柔軟，在分別心起的瞬間，變成一種嗜血的暴力。

　　我很感謝網友的提醒，讓我在這自我觀照裡，看見了自己的暴力，也更加深信每一次的起心動念，都是修行的精進考驗。

　　暴力，如影隨形。

　　我不否認，但卻也不合理化，我只是觀照著它在我生命裡的鬼影幢幢，作為自己修行的提醒。